产业转移让中国每年能赚1500亿美元

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一体化带来的产业转移，让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实际的利益。在普遍存在的纺织行业“制造贩卖”模式之下，中国从全球纺织品行业高达750-850亿美元/年的采购额中分得一杯羹。这一利益也在电子工学领域EMS（委托制造服务）等制造领域有广泛体现。来自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大多数国际领先的制造商在中国建厂，并且迅速扩大生产规模。对中国制造的产品的需求每年以20%至50%的速度增长，而与之相伴的是中国商品出口的急剧成长和庞大的贸易顺差。2005年，中国的经常账户剩余上升到了1608亿美元，每年流入中国的外汇大约为1500亿美元。[详细]

产业转移每年解决4500万中国人就业

投资和项目建设的投入，直接带来了就业。而在目前没有改变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环境面前，中国这个“世界工厂”需要来自海外的订单来缓解就业压力。直接来自外部投资吸收的劳动力数量也不可小视，改革开放后这一数据逐年增加，由1985年的6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583万人，年均递增72万人，对同期全国城镇就业新增数的贡献率达到9.5%。而由于全球市场需求带来的本土就业促进，占到了中国经济体的半数。2008年，海外投资创造了三成工业产值、21%的税收、55.3%的出口，直接吸纳就业人口4500万。[详细]

产业转移间接地保障了中国社会稳定运行

2010年中国总理温家宝曾撰文称，经济增长低于8%就会有问题。他在文章中指出，近年来中央一直把我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确定在8%左右，从宏观调控上看，每年都有不同的考虑和要求，但是有一条始终没有变，这就是促进就业。而来自海外智库的评估也显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经济年增长率需要达到4%以上才能确保社会稳定和政党执政稳固。承接发达国家的转移而来的工业生产，让中国的就业率保持稳定，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这间接为社会稳定发挥作用。[详细]

产业转移丰富中国产业结构，50%的汽车制造厂在中国

20年内中国产量占全球工厂产量的比例将从目前的7%左右上升至25%。外商对中国的投资也将继续增长。大众汽车公司计划2008年以前投资60多亿美元在中国建立工厂，通用汽车公司也计划大致在同一时期投资30亿美元用于中国的项目。汽车制造商及其全球供应商每年花费550～600亿美元采购大宗化学品和特殊化学品，这一数字占其全球营业额的大约5%。截止2009年6月，中国已经累计接受外商投资企业67万家，500强中有480多家在中国投资，而始于1990年代的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重型工业转移中，汽车、化工行业50%以上的投资集中在中国。[详细]

产业转移是自然的经济发展趋势而非霸权主义

50年代起，美国钢铁、纺织等传统行业开始向日本迁移，日本自1965年后，对美贸易顺差不断增加，外汇储备从1970年的44亿美元猛增到1971年的154亿美元，一年增加了4倍。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世界加工制造中心和世界电子信息产品中心向中国转移。这是一种利益驱动下的转移，并非是发达国家强制性让发展中国家接受，中国只是恰好赶上了全球产业转移的快车。[详细]

高排放和污染其实是可中和与杜绝的

战后的日本承接了来自发达美国等国家的加工和制造工业，将复兴经济摆在了优先位置。在污染和排放难分家的工业领域，日本最初由于忽视环保，一度出现了“水俣病”等震惊世界的“四大公害诉讼”事件。这引起了日本政府对环境的重视，在1960年代前后出台了《水质污染防治法》、《自然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环保法律，形成了环境法规体系。

后来日本重视其环保与碳排的后果，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大力开发节能技术、新能源和石油替代技术。分别于1974年6月和1978年4月提出了“日光计划”和“月光计划”。前者是太阳能、煤能、地热和氢能等新能源开发计划。后者强化对节能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提高能源转换效率，回收和利用尚未被利用的能源。在“摆脱石油”的战略中核电的发展最具成效。日本政府从1974开始到1985年累计投入600亿日元的研发费用于节能减排，即使是在1974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较高的投入。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日本每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由1970年的0.15Mtoe（百万吨油当量）下降到1985年的0.12Mtoe；每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由1970年的0.4kg下降到1985年的0.3kg。

利益驱使中国走“先排放后治理”老路

追求经济增长而放松对碳排放和污染的监管，让中国高耗能产业和工业发展处于粗放型状态。据统计部门数据表明，中国能源消耗增长比经济增长要快，单位能耗同比上升0.8%，排放污染的控制处于欠账状态，二氧化硫等温室气体排放量和化学需氧排放量分别上升6.5%和4.1%。在中国新开工的10万个项目中，40%以上未严格执行环评、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而此前中国并未对碳排放进行过严格的监管，《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2011）》甚至认为，在中国当前人均GDP的水平上，过分强调减排可能造成经济放缓增长。此前中国很少考虑到应依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行业产业排放情况，采取不同的、分级别和等级的排放分解指标。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才提出单位GDP能耗降低16%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