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的外星人”为何而来？

（原标题：“邪恶的外星人”为何而来？）

前不久上映的好莱坞大片《独立日2：卷土重来》中，“邪恶的外星人”再度出现，把地球又搅了个天翻地覆。不过，在众志成城的人类极力抵挡之下，掌握着高超技术的侵略者最终仍免不了落败——跟20年前上映的《独立日》（又译《天煞：地球反击战》）所展现的结局一样。

《独立日》是有史以来票房价值最高的影片之一，也是一部影响深远的科幻巨制，它甚至还“砸”出了一种电影新类型——“灾难片”。此一类型片独特之处在于其灾难的源头是想象出来的“外星恶人”，《独立日2》更把这一意念表现得淋漓尽致。有意思的是，恰在这部影片上映之时，美国天文学会的一次会议上传出信息，康奈尔大学的科学家预测，地球可能要在大约1500年后才能跟某个外星文明取得联系，届时人类发射的无线电信号将抵达银河系内约一半的星系。而从地球发射的无线电信号目前只到达所有距太阳80光年以内的天体，即大约8531个恒星及3555个类地行星。

要说人类与外星人之间的冲突，那是科幻作品的一个永恒主题，而“外星人入侵”这一题材也堪为电影业的常青树。可看过《独立日2》后我不免还是心存疑问：侵略性的殖民和开发是不是只限于新进化之智能生命的一个原始欲望？一种已经掌握了星际旅行技术的先进文明，真的需要来“霸占”地球、与我们这样的生物接触吗？任何具备远程宇航能力的文明，是不是早该摒弃掠夺式殖民模式了？总之一句话：一种先进的文明如此这般行事，给出个理由来。

考虑到好莱坞的娱乐化性质，对那些“外星噱头”或许不必当真。不过，此中引出的话题，倒有点儿思考价值。一个老生常问是：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类是否形单影只，仅是一种特殊的、孤独的存在？尽管目前还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地外生命真的存在，但对当今天文学、行星科学和生物学的理解告诉我们，宇宙中生命普遍存在的想法或推测至少是有道理的。没有发现证据不代表没有证据，一切皆有可能！如果在宇宙中生命是普遍存在的，那么文明亦如此。其他智慧生命应该也会作如是思考，或去探寻他们的同类。英国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表达过这样一个意思：“有时我觉得我们在宇宙中是孤独的，而有时又不是。无论是哪种情形，思想都很纠结。”

虽说人们对地外智慧或外星生物的想象由来已久，但“外星生物入侵地球文明”这一意念的产生，却是比较晚近的事情。1897年，英国科幻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科幻小说《星际战争》（又译《大战火星人》）开始在一份畅销杂志上连载。这是第一部描写星际战争并涉及地球本身的科幻小说，也是最早一篇描述地外智慧生物入侵地球的故事。作家笔下的火星人形似章鱼，有一个淡灰色浑圆的躯体。他们之所以入侵地球，乃是其自然环境恶劣所导致的自身生存压力。

《星际战争》是在英国的殖民主义扩张时期写成的。威尔斯在小说中将火星人入侵与殖民行径相比较，揭示了二者等量齐现的残酷无情，因而常常被看作是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批判。他让读者看到：要是地球上的人被强者征服、奴役的话，那将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小说同时揭示：我们可以被在科技上强于我们的外星生物轻而易举地消灭，就像我们掐死小昆虫一样；外星生物对人类毫无感情和怜悯之情，正如我们对待地球上别的生物一样。小说的结局令人大感意外：战胜外星生物、使人类幸免于难的，竟然只是地球上小小的细菌。这也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

自1898年出版单行本后，《星际战争》很快就风靡世界，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孕育了其后许多外星人题材的科幻作品。在20世纪20年代，科幻作品中的外星人故事已非常流行，乃至被模式化了。这些外星人对人类多半不怀好意，总是带着征服的企图进犯地球，导致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直至1982年夏天，美国环球影片公司推出由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外星人》，我们才在银幕上看到了外星人的温情形象。

如今，探索和研究宇宙中的生命，已然催生了一个新兴的学科——太空生物学（Astrobiology）。它将天文学（对宇宙的研究）和生物学（对生命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关涉人类生存之最基础、最深刻的问题，对地外生命的探寻亦是其要旨之一。最近几年里，英国著名科学家史蒂芬·霍金关于“不要接触外星人”的观点广为流传，又引发了许多议论和思考。霍金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只要看看自己就会明白，当那些外星人耗尽了他们星球上的所有资源时，就可能演变为游牧民族，伺机征服并殖民他们能够抵达的任何一个星球。地球的历史上就曾屡次发生先进文明奴役或摧毁落后文明的例子。因此，试图与外星种族接触“有点太冒险了”。他的结论是：“如果外星人有朝一日真的来到了地球，我觉得结果会与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时的情形差不多——想想美洲原住民的下场，那可不是什么好事儿。”

不管怎样，对地外文明的思考当促使我们反思地球文明本身，并重新审视我们的知识基础和对诸多问题的信仰：如果生命在宇宙中是普遍存在的话，那么一切都将拥有全新的意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也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