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人际关系 是幸福的秘诀

幸福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是基因、个人成就，还是人际关系？飞速发展的技术和不断改变的生活方式，究竟是让我们更孤独，还是更幸福？

2014年，来自英国华威大学的研究人员宣布他们找出了一个与幸福快乐有着密切联系的基因突变。这个基因被称为5-HTTLPR，它可以影响我们机体代谢5-羟色胺（又称血清素，是一种神经递质）的方式，从而帮助调节我们的情绪、性欲以及食欲。这项研究一开始是为了弄清楚为什么有些国家（尤其是丹麦）可以常年占据“幸福指数”评选的前列，以及这种现象是否与他们国民的基因组成有关。可以确定的是，在严格控制工作状况、宗教信仰、年龄、性别以及收入这些因素的条件下，研究人员发现拥有“丹麦DNA”的人，在幸福方面有着更为明显的基因优势。这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拥有更多的“丹麦DNA”时，他就越有可能感到幸福。

这一诱人的研究成果并不只是展现“幸福基因”强大力量的个例。另一相似的研究也指出，基因已经给我们预编码了一个幸福“设定值”。当没有新的胜利或是失望这些外界刺激作用时，我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总会重新回归到这个设定值。一些研究人员已经证明，这一幸福“设定值”的高低在我们出生时已被基因决定了50%之多。而丹麦人之所以如此幸福，可能正是因为基因决定的这一设定值更高。

神经学家们同样也研究了哪些基因会导致脑内产生更高水平的大麻素（花生四烯酸乙醇胺），这种化学物质可以帮助我们镇静。研究发现，有些人因突变而缺少代谢大麻素的酶（意味着大麻素水平偏高），而他们在重压之下会较少地感到生活的艰辛。2015年，康奈尔大学韦尔医学院临床精神病学的理查德•A•弗里德曼（Richard A. Friedman）教授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哀叹道：“我们的满足感、焦虑、抑郁甚或滥用毒品的倾向都因基因差异而被强制分成了三六九等。这种‘被分类’是完全随机而又不公平的！”弗里德曼继续说道，“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能升高体内大麻素这种快乐分子的药物，这样才能帮助那些在基因上处于劣势的人。敬请期待。”

而有些科学家已经开始展望未来了。美国哈特福德三一学院的社会学家、作家及未来学家詹姆斯•J•休斯（James J. Hughes）想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揭开控制诸如5-羟色胺、多巴胺和催产素等关键神经递质的基因的全部奥秘，并通过结合了机器人技术与传统药理学的纳米技术，实现对这些“幸福基因”（类似5-HTTLPR或其他同类基因）的精确调控。而一旦我们服下这些“情绪调节剂”，这些药剂就可以直接到达我们大脑内的特定区域，与基因协同调节我们幸福“设定值”的高低，并丰富我们对周遭事物的主观体验。“随着纳米技术变得越来越精确，我们在将来也可以用越来越精确的方法实现对普通人的情绪调节。”休斯说道。他不仅是伦理与新兴技术研究学会的执行主管，也是2004年出版的《半机械人公民：为何民主社会必须应对未来的人造人》（Citizen Cyborg: Why Democratic Societies Must Respond to the Redesigned Human of the Future）一书的作者。

这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在不久的未来，人类就可以通过服用“情绪调节剂”过上快乐的生活，但研究幸福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及神经学家都认为，这一过程绝不会进展得非常迅速。即使科学家们已经破解了一些让人们快乐的生物学奥秘，为药物刺激情绪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但他们依然无法保证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过上幸福满意的生活。科学家们已经明确表示，人类的本性远不止是单纯的生物学那么简单。而这一代又一代有关幸福的研究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扇窗口，使我们得以洞悉究竟怎样才能过上幸福而长久的生活。

长久以来，“幸福”的模糊定义给研究它的人带来了不少麻烦。为了让“幸福”的定义标准化并规避掉不必要的语义问题，许多心理学家试着用一种叫做“主观幸福感”的测试手段来对“幸福”进行量化。这种测试方法就像它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需要依靠被试自身来告诉研究人员他们的幸福程度。来自弗吉尼亚大学，绰号“幸福博士”的心理学家埃德•迪纳（Ed Diener）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使用这种研究方法的领军人物。现在的迪纳已经是盖洛普咨询公司（The Gallup Organization）的资深科学家，该公司提供的一种用于“幸福指数”调查的重要测量方法已被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众多机构所采用。

但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承认上述的方法并不是特别贴合实际，需要做出一些必要的修正。当人们告诉像盖洛普这样的调查机构他们“幸福”的时候，其真实含义可能是极为宽泛的。如果你让青少年对他的幸福程度打分，他可能很容易将他的答案与他的周末计划，兜里的零用钱乃至午休时同伴对待他的方式直接挂钩。而如果你询问的是年长一些的人，比如说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的人，那么即使他们当时正在忍受背痛，周六没有保姆帮助照看孩子或是当天下午要做一个结肠镜检查，他们在回答时也会更倾向于全盘考虑。

在过去的大概十年中，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行重新思考幸福究竟是什么，并开始将两种“幸福”区分开来。第一种是“快乐型”幸福，意指积极情绪高涨，另一种则是“实现型”幸福。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就曾描述过这第二种幸福：“幸福是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之所在，是整个人类存在的全部目标与最终归宿。”这是一种通过“好好生活，好好支配在此星球上的时间”而带来的幸福。医学技术也许很快就可以检测出我们生理上瞬时的恐惧感或是幸福感，但要在技术手段上检测到这第二种幸福则要困难得多。

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同时也是畅销书《哈佛幸福课》（Stumbling On Happiness）作者的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认为，人类生来就具备提高自己“快乐型”幸福的能力，并且可以说是十分擅长于这么做的，我们不需要将快乐寄托于什么“情绪调节剂”。吉尔伯特的工作就是研究我们在各种状况下如何说服自己接受外部环境并回归到一种“快乐均衡”状态的方法。

在2004年的TED演讲中，吉尔伯特通过两张并排展示的图片有力地证明了自己的观点。左边的图片中是一个戴着黑色牛仔帽的人，手中拿着彩票中奖得来的高达3亿1490万美元的巨额支票。而右图中则是一个与左图年龄相仿的人，正坐在轮椅上爬着一个斜坡。“这里有两种图景，我邀请你们思考一下，你们可以假装自己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位，然后告诉我你更愿意做哪个？”吉尔伯特对观众们说道。他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们，有关彩票中奖者和截瘫患者幸福程度的数据是有记录的，事实上，在截瘫患者丧失他们的腿部功能一年之后以及彩票中奖者中奖一年之后，双方相比，中奖的人仅比截瘫患者幸福了那么一点点。

人们之所以会觉得上述两种情况的人幸福感会天差地别，出现这种违反直觉的现象，其实来自于一种被吉尔伯特称之为“预测偏差”（impact bias）的东西。“预测偏差”是指我们会倾向于高估未来事项对快乐的影响。他指出，当我们赢得或输掉一场选举，得到或失去一个恋人，赢得或失掉一个升职机会，通过或没通过一场大学考试的时候，这种倾向都会出现。而事实上，所有这些事件所造成的影响都比我们所预期的要小得多，强度也低得多，持续的时间更要短得多。

我们的幸福感终将回归到之前提到的“设定值”，但确实存在影响幸福的因素的吧？事实上，吉尔伯特告诉本刊记者：“能够让我们产生幸福感的许多东西都已经经历了相当长的演化历史。我敢打赌即使到了2045年，当人们看到自己的孩子成功，当人们吃到巧克力，当人们感到被爱，感到安全，得到好的物质满足的时候，依然会觉得自己是幸福的。”

“这些就是幸福的主要组成元素，”他接着说道，“只有人类物种发生演化学的改变时，关于幸福的要素才可能发生变化。关于幸福的问题既是近几年前才提出的前沿问题，也是个早在300年前甚至2000年前就被提出了的古老问题。但我想这样说总是不会错的：‘人类是地球上最具社会性的动物，我们投资于社交关系，而这也成为我们幸福的一种形式。’这一显而易见的答案却被太多人忽略了。”

“所有人都知道让人开心的事物有哪些，”吉尔伯特说，“如果你向别人列举出这些事物，他们会说：‘是呀，你说的这些就同我的祖母还有那些哲学家一直以来说的那样。但秘诀究竟是什么呢？’答案就是没有秘诀，他们说的都是对的。”

关于人际关系重要性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或许来源于对一群现今大多已是祖父母辈人的研究。关于此研究的信息储存在波士顿市中心一个狭小的房间中，这个房间的档案柜内陈列着有关健康成年男性最全面的纵向发展研究报告——“哈佛大学成人发展研究”，也就是之前为人们所熟知的“格兰特社会适应研究”。

从1938年开始，研究人员对精挑细选的哈佛大学1939届，1940届和1941届的大二男生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和采访。这些人之所以被选中，并不是因为他们某方面存在问题，而是因为他们看起来都前途无量。（这群人当中包括了未来的总统约翰•F•肯尼迪以及将在水门事件中领导《华盛顿邮报》的本•布莱德利。）这项研究最初旨在跟踪研究这些似乎注定会成功的人大概15到20年，而在75年之后的今天，这项研究仍在进行，最初参与这项研究的268人中仍有30人健在。

在1967年，这些档案与格鲁克研究的档案被合并到了一起。格鲁克研究是一个相似的研究，但它的对象是456名贫穷但没有犯罪记录的白人小孩，这些小孩成长于上世纪40年代的波士顿内城，尽管这批人去世时的平均年龄比哈佛研究中的那批人要小九岁，但目前仍有大约80人健在。

2009年，《大西洋月刊》的作家乔舒亚•沃尔夫•申克（Joshua Wolf Shenk）询问在格兰特研究中工作时间最长的前主管乔治•瓦利恩特（George Vaillant），他认为格兰特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瓦利恩特回答说：“研究告诉我们，生命中唯一真正重要的事就是你与其他人的人际关系。”

申克的文章刊登之后，瓦利恩特立即被卷入全世界怀疑论者的口诛笔伐之中。为了回应这些质疑，瓦利恩特创造了一个他称之为“十项全能指标”的东西，囊括了人们到晚年时（60到80岁）应该完成的可被视作是成功标志的10项成就。这项任务清单包括：在生命的前四分之一时间内找到一份有稳定收入来源的工作；自己的传记被收入《美国名人录》（Who’s Who in America）中；心理压力很低；在事业与爱情中都能获得享受与成功；从65岁起开始享受人生；身心健康；除了妻儿之外有其他的社会支持；婚姻状况良好以及与孩子有着亲密的关系。

这个清单中，所有的成就都被证明是息息相关的，在一项中获得高分意味着很有可能在其他成就中也获得高分。但在所有这些影响因素中，只有四项是与成功标准密切挂钩的，而这四项都与人际关系有关。瓦利恩特再次证明，一个男人构建亲密关系的能力可以决定他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成功。

然而，瓦利恩特在2012年出版了一本书叫《经验的胜利》（Triumphs of Experience）来详细介绍他的发现时，却反对使用“幸福”这个名词。“对幸福而言，最重要的事就是将‘幸福’移出你人生的字典。”他说，“重点在于，很多幸福其实就是像今天我吃了个巨无霸汉堡或是今天我排便非常顺畅这种极为简单的享乐。这些东西与真正的‘幸福感’关系并不大。幸福的秘诀就是能够体验到积极正面的情绪。”瓦利恩特强调说“爱才是幸福的秘诀”，这句话看似老生常谈，但却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要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向别人提出这样的观点，一定会被取笑，”瓦利恩特说，“但现在我已经找到了确凿的数据来支持‘人际关系才是幸福最重要的因素’这一观点。而找到数据来支持像‘爱’这样感性的事物，总是值得高兴的。”

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精神病学家罗伯特•瓦尔丁格（Robert Waldinger）是目前“格兰特研究”的领导者。他提出，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仅与物质上的成功以及幸福的心理状态相关，甚至还影响了生理健康。

“在这所有纷杂的信息和概念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人际关系的质量对于自身的影响要比我们所认为的大得多。这种影响不仅关乎心理层面的幸福，还包括了生理层面的身体健康，” 瓦尔丁格说，“如果要对我们80岁时的健康状况做出预测，那么50岁时我们婚姻幸福程度的影响肯定远比50岁时体内胆固醇的含量大得多。亲密的人际关系与良好的社会联系可以让我们保持幸福而健康的状态，这才是最关键的因素。过度惦念着功成名就，或是人际关系淡漠的人，幸福感都比较低。从根本上而言，人类天生就需要人际联结。”

强大的人际关系不仅能让我们更加健康，还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结构。感到被社会孤立的人常常在很早就成为易患病人群，他们的大脑退化得也会更早，记忆力也会变得更差。利用脑部扫描技术，瓦尔丁格和他的团队发现，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较高的人拥有更多的脑部连接，他们在观看视觉影像时的脑部活动状况也明显优于对生活不甚满意的人。

“投入最多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人，”瓦尔丁格说，“这些投入可能是抚养自己的孩子，也可能在花园里种植花草或是运营一个公司。如果你真的在乎某些事，并且这些事对你确实有意义，而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又可以与其他人有良好的互动，那么这些事就会让你感到幸福。”

即使是发现5-HTTLPR基因可以导致双胞胎之间存在33%的生活满意度差异的耶鲁大学的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也同意社会性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科技进步并不会影响到人类本性的基本特征，”他说，“所以我认为，无论将来技术进步到何种程度，都不会从根本上让我们更幸福。”

研究社交网络的克里斯塔基斯提到，像5-HTTLPR这样的基因对于快乐的影响并没有主观的幸福感那么直接（尽管部分情况下它具有这样的能力），但这些基因可以影响我们的行为乃至人际关系，这可能是更加重要的因素。“基因并不只是作用于我们的身体内部，比如改变我们的神经生理状况，它同样可以在我们的机体之外发挥作用。它可以决定我们交多少朋友，我们选择的朋友是开朗的还是忧郁的，这些东西最终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幸福。” 克里斯塔基斯接着说：“但假如你具备这种倾向于结交更加开朗的人的基因，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机会使用，你也可能会感到不幸福。”

一代又一代的幸福研究都强调了个人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这也导致了一场关于现代人的争论。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交网络日益密布的年代，每年，无论是参与到社交网络当中的人群比例还是人们花在社交网络当中的时间都在持续地增长。参与哈佛大学那项纵向研究的瓦利恩特在谈到如今的线上生活对我们的影响时毫不迟疑地说：“科技使得我们身心分离。我们的世界不是因科技而转动的，生活不会因为我们有了越来越好的iPhone就变得越来越美好。我刚换了一个新手机，但我讨厌它，因为这些技术进步致使我们越来越难以回归本心。就像我的女儿也感受到的：给他人发短信要比直接打电话联系来得更加冷漠。这些技术的进步对于2050年的人类幸福并不是什么好兆头。”

参与麻省理工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项目的教授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对于“大家在餐桌前只会低头发短信，连眼神交流都成为一件困难的事”这种令人担忧的现象做出了最好的总结。她在自己201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详细探究了科技是如何让我们互联，又让我们更加孤独的。这本书的名字叫《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得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人与人的关系是丰富的，同时也是混乱而要求极高的，”在2012年的TED演讲上，特克尔激情澎湃地说道，“我们试图用科技去厘清这些关系，但其实只是以牺牲彼此间深入的对话为代价换取了彼此间微不足道的联系。我们其实是在不断地分割自己，但久而久之似乎就忘记了这点，或者只是不再关心。”

一些有关互联网技术应用的早期研究也表明，网络时代会带给我们一个悲哀而孤独的未来。在1998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员罗伯特•E•克劳特（Robert E. Kraut）完成了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他给每一个参与该项研究的被试家庭提供了电脑和网络，然后追踪这些家庭的互联网使用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的每一个被试家庭中都有高中生年龄段的孩子。他发现，这些参与者越多地使用互联网，其抑郁程度就会增加越多，而社会支持和其他心理健康的指标也会下降得越多。

从那时起，有关互联网使用会带来负面影响的研究报道层出不穷。一项被广为引用的研究由犹他谷大学的研究人员于2012年完成，该研究对425名大学本科生进行调查后发现，使用Facebook越多的人，越容易觉得其他人比自己过得更好更开心。研究人员将这项研究命名为“他们总是过得比我好：使用Facebook对感知他人生活状态的影响”。

这股风潮甚至波及了远在梵蒂冈的教皇。2011年，教皇本尼迪克特十六世就用下面这句话警告过世人——“虚拟世界中的联系不可能，也绝不会代替人类间最直接的联系。”

但近些年来，学术界又达成了一个更加微妙的共识：科技进步对于人类的人际关系来说，或许并不是那么坏的一件事。克劳特对于他在1998年进行的那项研究是否适用于现在已经不那么确定了，他认为问题的关键是那时的互联网用户还只是少数。在他的研究中，参与者不得不跟远在千里而又素不相识的人打交道，这种交流方式被克劳特称为“弱联系”。“我们意识到在实验中的这些参与者不得不和相对陌生的人交流，”他说道，“但这只是互联网发展早期的情况。而现在你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在互联网上。”

克劳特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现在大多数的人在网上都只和与他们已经构建了“强联系”的人交流。而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结果也是十分明确的，即线上的沟通减少了人们的抑郁情绪，减轻了人们的孤独感，让人们能感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

产生这种效应是因为这种线上交流实际上增强了线下的人际关系。线上的互动与线下一样，如果我们是在和自己有着“强联系”的人交流，就会感到更加满足。而如果交流的对象只是陌生人，我们就不会感到那么有意义。但绝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在利用现在这些技术与我们已经熟悉的人相互交流，这就使我们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强大。克劳特补充道：“如果是与我们熟知的人相互交流，那么线上的沟通会具有与线下相同的好处。”

罗格斯大学传播与公共政策学的副教授基思•汉普顿（Keith Hampton）与皮尤研究中心合作开展了一系列有关“互联网对人际关系、民主及社会支持的影响”的研究。他提出，人们线上与线下的交流并不是一件泾渭分明的事情。他的研究同样让他坚信，社交媒体与互联网正在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我不认为人们是在用线上交流来代替传统交流，事实上他们是在把数字化的交流当成已有人际交流模式的重要补充。”他说道。

他的研究发现，使用媒介越多、交流方式越多样化的人，就会趋向于获得越强大的人际关系。那些除了打电话，还经常用会面、邮件等四五种手段进行人际交流的人往往比使用单一沟通手段的人能建立起更强大的人际关系。

他认为Facebook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我们人际交往的方式。而这种“新”的人际交往方式从工业革命的肇始之日起，从人们背井离乡奔向城市寻求新的机遇起，从人们与小时的玩伴不再联系起就已消失殆尽了。“多亏了社交媒体，让我们重拾了那些持久而又稳固的人际关系。”汉普顿说道，“现在的我们或许可以在一生中都不停与人建立联系，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

当然，汉普顿也同样认为，仅靠Facebook和技术手段来对抗孤独是远远不够的。但是，毋庸置疑，它们与其他的沟通手段的结合不仅可以巩固我们已有的人际关系，扩大我们多种多样的关系网络，还能使早已淡漠的关系焕发生机。技术的进步，从整体效果而言，有利于帮助我们突破以前看来不可逾越的时空阻隔。我们得到的不再是圣诞贺卡，而是源源不断的信息，我们可以分享胜利的喜悦，也知道如何在他人遭逢不幸时提供及时的安慰。技术让我们不再孤立无援。

汉普顿也听说过特克尔及其他学者有关“科技正在肢解并扼杀我们传统的交流方式”的论断，所以他决定去检验这一论断的准确性。在《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杂志201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汉普顿和他的同事研究了在过去30年的时间内在公共场合里拍摄的四部影像资料，观察并编码了总共143593个人的行为特征。他们想通过分析这些人的行为表现，来判断人群中是否真的存在所谓“群体性孤独”。

而实际上，汉普顿得到了截然相反的答案，即在同一个公共场合中，人群中相互交流的人数（在过去30年的时间中）呈显著增加的态势。尽管手机无处不在，但人们在公共环境中使用它们的比例相对而言是非常低的，尤其是当与他人相伴而行时。“人们只有在形单影只的时候才会去经常性地使用手机，”汉普顿在文章中写道，“这说明手机作为一种沟通工具，其使用尽管增加了人们在公共场合孤单徘徊的时间，但的确减少了人们的公共孤立程度。”

所有这些观点都不会让世界未来学会的会长兼CEO艾米•扎尔曼（Amy Zalman）感到惊讶。她一直在通过组织会议、开展研究、与专家交流等方式，致力于预测几十年之后未来社会的面貌。她期望技术工具会再次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人类的人际交往模式，但她并不认为这些东西会改变人类的本性。她认为人际互动一直以来都是一种需要大量媒介的活动，而社交媒体和手机，从某种角度看，就和语言一样，是与人交流的一系列工具之一，只不过我们更容易注意到它们罢了。而这一现象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扎尔曼说：“科技变得离我们越来越近。在未来，它们会开始变得无孔不入——而我们却开始同化它们，它们会成为我们身上的一部分，甚至体内的一部分，并最终被同化得无影无踪以至于我们再也不会注意到。”

一些未来学家相信，在未来，我们每一个个体可能都会成为一个大的“群体思维”的一部分，就像矩阵元素之于矩阵整体一样，又或者我们将会用各自的机器人去实现远程控制式的交流，还有可能到时候我们的大脑可以实现与计算机的互联。但无论发生什么，最终，幸福的真谛仍然与亚里士多德时代是一样的。无论在什么时候，纵情玩乐、交友、做爱、抑或是兼济天下都没有错。良好的人际关系，现在是，也一直会是幸福的秘诀。（撰文：亚当•皮奥里（Adam Piore）  翻译：杨科  审校：胡家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