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已证明转基因安全性 人们为何仍反对

过去二十年来，转基因生物（GMOs）遭到了许多民众的激烈反对。

在反转者眼里，基因修饰是“反自然”的，而生物技术学家也被贴上了“亵渎上帝”的标签。

图片来源： ImageSource.com (MARS)

尽管无数的科学证据都证明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并且能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但仍有许多人相信它们对健康不利（甚至有毒副作用），还会破坏环境。为什么科学论证结果和公众认识的差距如此之大呢？当然，公众的一些担忧，例如对于杂草的抗药性以及跨国公司利益的质疑的确不是空穴来风，但这并不是转基因技术所特有的问题。因此，我们还有另一个问题需要回答，也就是为什么这些论调唯独在转基因技术中如此风靡。

我与比利时根特大学的一组生物技术专家以及哲学家最近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试图说明转基因食品的负面形象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是因为人们在直觉上认为它是不安全的。直觉在理性范围之外，却是任何正常人脑都不可或缺的功能，在直觉的作用之下，这样的负面消息会变得十分自然。哪怕是错误的，这些消息也更容易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而且很容易被大脑处理并记住，因此也更容易被传播开来。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人们反对转基因仅仅因为它“可能有危险”。

在论文中，我们确认了可能影响人们判断的几种直觉。比方说，心理上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让我们将DNA看做生物的“本质”——它不可察觉，不可改变，并且决定着生物的行为、成长和身份。因此，我们潜意识里认为，当一种生物的基因被移至另一种生物上时，前种生物的典型性状也会随之被转移。例如，一次美国的意向调查中，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都认为，用鱼DNA修饰后的番茄尝起来会有鱼的味道（这当然是天方夜谭）。

很显然，本质主义在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人们普遍更加反感不同种类之间的DNA移植（转基因），而对同种间移植（同源转基因）则没那么反感。包括一些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反转团体常常利用这些直觉，发布长着鱼尾巴的西红柿图片或者是对公众宣称粮食公司用蝎子的DNA改造玉米，来做出更脆的玉米片。

目的感也对转基因给人们的印象有着深刻的影响。反转团体通过鼓吹万事皆有因、万物皆有主的思想观念让我们变得更容易轻信谣言。这其中有一部分观点来自于宗教，但这同样使非宗教者认为大自然本身是一种对人类福祉有益的过程或是实体，而人类不应去扰乱这些规律。在反转者眼里，基因修饰是“反自然”的，而生物技术学家也被贴上了“亵渎上帝”的标签。一个流行的词汇“弗兰肯食物（Frankenfood）”道出了这个理念的精髓：我们因为傲慢而违背自然意愿行事，最终却给自己酿成大祸。（译者注：Frankenfood一词源于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该书讲述了一个科学家造出一个“人造人”，最终带来灾难的故事，批判了不顾自然规律、肆意妄为的想法。）

恶心的感觉可能也会影响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我们对可能存有病原体的食物天生就觉得反感，例如体液、腐肉和蛆，这种感觉很有可能是随演化而来的，是病原体防护机制的一部分，即防止自身食用或接触有害物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恶心的反应能一触即发：因为比起误食脏东西而呕吐甚至丧命，把干净的食物误认为变质而丢掉其实更划得来。因此，哪怕是完全无毒害的食物也有可能会引起恶心。

转基因食品让人恶心是因为人们认为基因修饰会污染食物。当用于修饰的DNA来自于恶心的动物，例如老鼠和蟑螂时，这种现象就更严重了。可事实上，不管它来自哪里，DNA就是DNA。这样的恶心反应能解释人们为何更厌恶转基因食品，而不是像转基因药物一样的其他转基因应用。一旦恶心的感觉被激发，那么像转基因致癌、转基因导致不孕，或者是转基因污染环境这样的言论就显得更有说服力了，而这恰恰是反转者常用的手段。恶心也会影响道德判断，让人更倾向于谴责研究和商业化转基因产品的人。当无法找到合理原因来解释情绪时，人们往往会寻找一个合适的观点来使这种情绪合理化。

我们的认知分析并不是想用理论揭穿一切反转言论。有的转基因应用的确可能会带来某些有害的影响，但有机农业或传统农业也有同样的问题。风险和收益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无论是哪种农业方式。而目前的转基因应用都已被证明是安全的。也许有人会担心跨国公司的参与，或除草剂抗药性，但这些有时候只是转基因技术在应用中的问题，而并不代表这项技术本身是错误的，也不能因此全盘否定转基因生物。然而，基于情绪和直觉的反转言论让人们无法认识到这一点。

认识到直觉和情绪在对转基因生物的理解及态度上的影响，对科学教育与传播有重要意义。因为大脑倾向于扭曲或拒绝科学信息，反而适应更加直觉化的信念，因此简单地陈述事实是无法让大众相信转基因食品是安全有利的，特别是对那些已经被情绪化的反转宣传忽悠的人。

以长远角度看，从青少年开始加强教育并针对常见的误解进行讲解，或许可以将毫无根据的反转言论带来的影响减到最小，而其他的担忧可以在广大农业实践或者是社会科技研究中拿出来讨论并解决。眼下能扭转公众观念、提高公众对转基因接受程度的最佳办法，也是通过介入人们的直觉来影响他们的判断。比如说，强调当今和未来转基因技术的优势也许是改变人们想法的最有效手段（例如抗除草剂的庄稼只需极少甚至是不需要耕种劳作，因而能改善土地结构；转基因技术能增加发展中国家农民的收入、减少维生素A缺乏、抵御病毒和干旱）。考虑到转基因技术充满希望的未来，这样的改变是亟需的。（撰文：Stefaan Blancke  翻译：杨一森  审校：牛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