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就私人南极科考研究价值表示质疑

近日，澳大利亚南极事务局（AAD）针对外界就南极私人考察日益增多的批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些批评指责该局对此次旅行的“研究成分”表示认可。

AAD首席科学家Nick Gales对之前该考察队队长、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的Chris Turney在《自然》杂志的专栏发表了回应。Turney的南极考察队打算追溯探险家Douglas Mawson的路线。一个世纪以前，Mawson曾领导过一次南极探险。

但是，最终Turney的探险队成员却需要从自己乘坐的“绍卡利斯基院士”号上被营救出来。去年圣诞节期间，“绍卡利斯基院士”号受困于南极浮冰。这次事件增加了人们对此类私人旅行价值的争论。

科考价值有几何？

Gales对Turney暗示AAD批准了此次南极考察的科学计划表示质疑。AAD并没有正式评审其研究策略，Gales指出，但是为Turney探险队发布了探访南极所必需的通行证。“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Gales说。他还补充道，对于该探险队的救援工作导致澳大利亚南极国家计划的数个科考项目被延迟，这些项目已经筹划了数年时间。

其他南极科学家也对该考察队在其网站上罗列的9点科学计划表示批评。该考察队的计划“可以解释为打算交付的一些成果，但是我相信这一次航行是不可能完成的”，澳大利亚霍巴特市塔斯马尼亚大学海洋和南极研究所副所长Richard Coleman说。

例如，这些科学计划的首个要点指出，此次考察的目的是“获得南大洋环流及其对全球碳循环影响的新理解”。Coleman指出，一次航行只能提供对这种重大问题的“惊鸿一瞥”。Coleman也是AAD研究建议评估委员之一。

Turney、Gales和其他人同意，南极考察的科学价值能通过其科学产出的同行评议质量进行衡量。但是，该考察队的命运加剧了该国政府南极研究项目与私人旅行之间存在已久的矛盾问题。前者遵循着经过数轮同行评议的策略计划，而后者在旅行和提高环境意识的同时偶尔有科学目的。

Turney也表示，自己对给AAD的科考项目带来混乱表示后悔。“在任何阶段，我都没打算传达这样一种印象：（该考察队）项目受制于有竞争性的同行评议过程。正式的澳大利亚南极项目的参与者需要经历这一过程。”他说。

受困南极

在俄罗斯注册的“绍卡利斯基院士”号于去年12月底在南极洲“联邦湾”浮冰密集区受困。12月23日，当该船到达受困位置时，海冰随南风运动，水面开阔。船停泊在冰中，卸下考察设备，随行的考察队开始进行采样等工作。

当天下午4点，风向开始变换为西南风，船员通知考察队员立即开始撤离。晚上6点开船的时候，忽然有４块大浮冰挡住去路。船员本以为等待天气变化就可以摆脱困境，但后来发现根本无法脱困，而且有冰山活动，威胁船只安全，于是该船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号。

该船船长打出求救电话后，澳大利亚、中国、法国和美国的船只中断了自己的日程安排，前来救援。12月28日凌晨，在冒着极大危险穿越西风带气旋中心，克服大雾、风雪、能见度极差等一系列困难后，中国“雪龙”号终于到达距遇险船只仅6.1海里处。但由于浮冰厚度和密集程度均已超出“雪龙”号破冰能力，“雪龙”号停止前进。随后赶来的法国“星盘”号等船只，由于同样原因在“雪龙”号之后数海里外停止。

另外，澳大利亚“南极光”号破冰船于12月29日晚上赶赴救援，30日凌晨开始破冰作业，努力试图进入浮冰区。然而，当其前进到距离被困船只11海里附近时受阻难行。

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发表声明指出，疏散工作很复杂，首先要在“绍卡利斯基院士”号边上清理出适合直升机起降的场地，其次要等待合适的天气条件。1月2日，该局和俄罗斯官方借助中国“雪龙”号搭载的直升飞机对“绍卡利斯基院士”号上的52位科学家、学生、教育工作者和记者进行转移。“雪鹰12”直升机往返飞行6架次，将遇险船上的所有乘客全部安全转运到澳大利亚“南极光”号附近冰面，再由小艇把他们送至“南极光”号。

1月2日至3日间，“雪龙”号所在海域冰情突变，厚达三四米的浮冰在东风和东南风裹挟下将“雪龙”号围困。1月7日，“雪龙”号将前方一大块浮冰轰然撞裂，突入一条水道，成功突破浮冰的重围。此前受困的“绍卡利斯基院士”号也同时突围成功。

此次复杂的航海危机最终以“雪龙”号和“绍卡利斯基院士”号脱困告终。圆满完成国际救援任务并成功从南极重冰区脱困后，“雪龙”号继续踏上科学考察征程，驶向罗斯海域，为未来中国第五个南极站进行考察。

重重延误

之后，“南极光”号带着自己的新乘客到达澳大利亚凯西南极站，在执行救援任务前该船就在这里工作。这次突然任务使得其日程落后于预定计划，延迟了对澳大利亚数个南极工作站的补给工作。相关延误还使凯西南极站的一个海洋酸化考察项目未能接收到今年计划进行的二氧化碳富集研究所需要的潜水设备。

“这减少了该季节的有效科考时间，使得我们无法在这个夏季完成所有研究目标。”海洋酸化项目首席科学家、澳大利亚南极气候与生态系统合作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Donna Roberts说，“我们现在面临如何挽救自己项目的困境。”

南极科学委员会前主席、海洋学家Mahlon Kennicutt提到，正如其他进行南极研究的国家那样，澳大利亚也设置了长期科学规划，以针对重要问题提出可验证的假设。“这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说。日程延误打乱了数个项目计划。

但是受困考察队队员、新西兰土地保护研究所古生态学家Janet Wilmshurst认为，该考察队也带回了重要的科学成果。在到达南极洲之前，他们勘探了新西兰亚南极群岛。Wilmshurst领导一个小组收集了泥炭核、树叶、土壤垃圾和其他样本，用以研究环境变化。

“我们的工作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成效。”她说。例如，取自斯奈尔斯群岛的3颗新泥炭核将成为来自该群岛的使用现代技术分析的首个样本，对了解南冰洋关键地域的气候史有重要影响。

要整理出“绍卡利斯基院士”号救援工作对长期研究的影响，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我最大的担忧是对南极科学研究声誉的影响。”致力于南极研究近50年的塔斯马尼亚大学地质学家Patrick Quilty说，显然“会有一些影响”。（来源：中国科学报 记者 张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