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失腿女孩的故事看伊战十年

2003年4月9日，大约就在巴格达市内的萨达姆·侯赛因雕像轰然倒塌的时候，玛娃·希玛丽醒来了。躺在医院床上的她首先看清楚的是母亲的脸，她正俯身看着她。母亲正竭力让自己看上去若无其事，但你仍可以看出来她内心的惊恐。

玛娃的弟妹们也在，他们还太年幼，难以真正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她知道他们也很害怕——他们活泼调皮的大姐姐已经昏睡了一天多了，他们害怕她永远不会醒来。

她昏睡过去的最后一刻和她真正醒来的那一刹那之间，就像是被记录进一张用高速闪光灯拍摄的照片里。接着疼痛就袭来了，对于一个只经历过童年时代身体碰伤带来的疼痛的孩子来说，这种疼痛是可怕的，你就好像生活在一个除了疼痛没有其它任何东西的世界里。

玛娃已经记不清她最先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的右腿已经没有了——她的右腿已经在高过膝盖很多的地方被截肢了。她的人生被永远地改变了。对于一个年仅12岁的女孩来说，她还很难真正理解这样一个沉重的话题。

这是一场让时间停止的惨剧，当玛娃回忆起惨剧发生前的几个小时并不会感到些许安慰。当美军的空袭震撼了她和家人一起居住着的村庄时，他们一家人躲在简陋的家里避难。其实“避难”这个词用得并不恰当，希玛丽家单薄的墙壁和屋顶只能给人一种“避难”的可怜幻觉。

他们在躲避的是美国人的炸弹——假如待在屋里，你至少看不见它们，尽管你身体的深处仍会感觉到大地的颤抖，耳朵里仍会听到弹片散落在墙壁上的声音。

在空袭中巨大的声响比其它任何东西更能夺去你的感觉——爆炸声是如此巨大充满了你身边的空气，塞满了你的头脑，以至没有给你剩下一点可以思考的空间。

当炸弹在掉下来的时候玛娃决定带着妹妹阿德拉从屋子里跑出去。当你问她为什么要跑，想跑到哪里去的时候，她若有所思地摇着头，像是要把所有声响、混乱和恐惧的记忆统统忘记。她和阿德拉被巨大的爆炸声所驱赶，她们只是想躲开这震耳欲聋的声响。她只记得自己不断地奔跑着，然后她所记得的最后一次爆炸发生了。

年仅八岁的阿德拉死了，玛娃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奔跑了。

* * *

从玛娃的生活永远改变了的那一天起，巴格达的天空蒙上了阴云。就在高高的云层上的某个地方，美国空军的吉米·坎贝尔机长正在为她的生活而战斗。

坎贝尔的麻烦在于在云层下面的大地上，美军地面部队突进的速度非常之快。在巴格达西面的一条公路上，美军指挥官们集合起大批的坦克和装甲车辆，他们要把这些军车送往市中心，目的既是为了显示实力，也想展示一下自己的勇气。美国军方喜欢硬派的行话，他们把这次行动称为“滚雷”，目前有一部讲述此事的好莱坞影片正在拍摄中。

与此同时，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也正从东面逼近巴格达，一路上扫荡了萨达姆城，该城离挨炸的玛娃家不是很远。他们的水陆两栖坦克已经度过了迪亚拉河。

美军强大的兵力和别出心裁的战法使巴格达的保卫者们心惊胆战，其中有一名士兵后来说：“当我们看见坦克从河面上开过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输定了。”

坎贝尔的空军同事也喜欢硬派行话，他们称呼她为KC，意思是女孩杀手。这个绰号来自于她姓名的缩写，这种调侃使军中危险恐惧的工作变得暧昧或者温和起来，就像是在参加一次探险行动一样。

坎贝尔驾驶的飞机被空军称为A10霹雳型，但该飞机的飞行员们称它为疣猪。她并没有参加轰炸玛娃村庄的行动，她的目标是萨达姆·侯赛因的共和国卫队，他们正在巴格达市中心与美军的一支纵队激战。

疣猪是一架看上去很笨拙的飞机，该飞机从事的是非常危险的工作，即需要慢速低空飞过战场上空，用它携带的机炮和火箭去攻击地面的敌军。通常两架疣猪一起飞行，其中经验较为丰富的飞行员驾驶长机，另外一架作为观察后方的僚机。

坎贝尔驾驶的是僚机，她仍记得看见地面上战斗激烈的情景。“开始的时候我很吃惊——‘哇，他们真的向我们开火了。’但这时我心里想到的是地面上的战友所面临的险境，于是我就尽量快速地向敌人开火，以便能支援到地面上的战友。”

然后她的飞机被击中了。“我想这大概相当于汽车被追尾撞击时的情景，”坎贝尔现在说得很实在。“我记得看见地面上的巴格达，我想‘我们刚在这里向共和国卫队开火，如果我打开弹射器然后降落到他们当中，我想这件事一定不太妙。’”

当疣猪复杂的自动系统失效后，可以用一套机械手柄和线缆来操纵这架飞机，这套装置被称作为飞机的手动备用系统。这时就像是驾驶一辆没有助力转向的汽车，危险性增加了千倍。

坎贝尔精心驾驶着她的A10飞机，她安全地回到了483公里外位于科威特沙漠里的基地。在途中有一位飞行战友不断地鼓励她，小心地对她飞机的飞行姿态做出评价。他确实告诉她她的飞机上布满了弹洞，但是没有告诉她她的引擎上有小块金属掉下来随着气流飞走了。

坎贝尔是一个年轻女人，她想到了她个人生活中想要做的事情，还有她没有来得及说出来的那些事情，然后她就安全地把飞机降落了。

尽管坎贝尔勇敢机智，但战争却是反复无常和不可捉摸的——假如地面的炮火朝左或右偏了几英尺，那么她所有的勇敢和智慧都无济于事了。事实是吉米·坎贝尔运气好，而玛娃·希玛丽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 * *

假如2003年你在电视上观看英美联军入侵伊拉克，你不会见到这样的情景：在空袭中小女孩惊恐万状地奔走逃命，孤身一人的飞行员在算计着如何保住性命。在颜色鲜明的地图上，带弧线的箭头标出了联军无坚不摧的挺进路线——英军从南方进军巴士拉，而美军已经在巴格达的市中心结集。

历史早已对充斥在当时新闻报道中的问题作出了回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找到了吗？萨达姆·侯赛因的部队真的在战斗吗？老独裁者本人还会再次掌权吗？

但是在战争中也有能永远改变人生的小转机，比如说一块击中飞机的弹片朝上或朝下偏离飞机的控制电缆1厘米，而不是恰恰击中了电缆；或者你在决定逃命前迟疑了一刹那，结果一颗炸弹就在你待着的地方爆炸了。

吉姆·坎贝尔成功地把飞机飞回基地，她又在伊拉克待了五个月后回国执行其它任务，她的战争也就随之结束了。但是玛娃·希玛丽的战斗却刚刚开始。

* * *

没有人会认为希玛丽一家居住的村庄有任何战略价值。这是一个贫穷的地方，枪支和匪徒泛滥成灾。坑坑洼洼的马路事实上已经成了一条泥路，到处是违章搭建的简陋房屋。在阿拉伯语中这个地方被称为“萨巴·库骚”，意为“七座宫殿”，但是这里并没有任何富丽堂皇的东西。你会想到是不是萨达姆·侯赛因的城市管理者们很有幽默感，或者给这个地方起这样的名字只是想开个玩笑。

在离萨巴·库骚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名叫萨德尔城的巴格达郊区（以前被称为萨达姆城），这个地方有着纵横交错的穷街陋巷，居住着超过三百万的人口。这里肮脏杂乱，当有电的时候，电力是通过低垂在头顶上的像蛛网般的裸露电线送来，在整个社区里到处矗立着电杆和塔架。

玛娃记得有一队伊拉克军队的坦克开到这里来，士兵们把坦克停在他们简陋的屋子之间来躲避空中打击。“伊军士兵不和我们说话，他们吓坏了，”她说。她甚至搞不清楚，这些部队是朝战场开拔去与美军作战，还是刚从战场上逃到这里来。

随着四月的日子一天天过去，美军开始加强对萨德尔城的控制。他们占领了一个废弃的香烟厂并把这个地方称作“万宝路营地”，他们开始向外派出巡逻队，带着伊拉克翻译来向当地居民说明时局真正发生了变化。美国人把这种混合的军事单元送往战场，表明华盛顿和伦敦相信现代的西方军队在推翻一个政权的同时，还有重建社会的能力。

与配备布拉德利战车的步兵团和第二骑兵师并肩作战的，还有来自民政事务营的士兵以及几位心理治疗队的成员。在一段时间里，伊拉克的故事成了美军企图加强在当地控制的故事，如萨德尔城等地方。

在萨巴·库骚，在2003年那场灾难性的遭遇之后，村民们从此以后就很少见到美国人了。当巡逻队到来的时候，村民们显得既害怕又怨恨。“他们很吓人，”玛娃说，“他们怒气冲天大声喊叫，把手榴弹夹在身前用枪对着我们。他们进屋搜索枪支或电线等可以用来制造炸弹的东西。”

美军士兵在希玛丽家里没有搜到任何东西，但美军到来时她母亲惊恐万状地奔出屋外的情景牢牢地铭记在玛娃心里。在童年时你第一次意识到母亲也会害怕是一种令人恐惧的体验。

对玛娃来说她从今以后要常年睡在床上，难得的外出只是去医院，这样的生活刚刚是第一年。她感到非常抑郁，她曾经是一个活泼的小女孩，在学校里同学们干淘气事总有她的份。她向我们讲述了她人生转变时的悲惨回忆。“老实说在那个年纪我还不懂事，只知道我受了伤，”她回忆说，“我痛得直哭，脑子里不能清楚地想任何一件事情，整个白天我都在哭。”

官方没有关于伊拉克战争中平民伤亡的数字，因为美国和英国并没有收集统计过这个数字，而伊拉克官方又做不到。但有人估计，就在玛娃受伤的那一个星期里有2200名伊拉克人丧生。

伊拉克悲剧的一部分在于，这个国家的石油财富原本可以建起一流的医院，就像瑞士、德国或美国的那些医院一样。但是它并没有这么做，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为民众提供的千疮百孔的医疗体系难以应付大批涌入的伤员。

为了了解到玛娃受伤的那个时候在巴格达的医院里是怎样的情景，我去了位于萨德尔市中心的急诊医院。假如你还不太熟悉伊拉克人的生活，这个医院会让你吓一跳。在医院门口有一位无所事事的年轻警卫在玩弄着一把银色的9毫米手枪，医院建筑看上去有点简陋，院方用了一只公共机构特有的灯泡来照明，结果使房屋看上去更加惨淡阴郁。

但这只是医院的外表，医务人员才是医院的主心骨。在萨德尔总医院里医务人员的阵容强大而稳固。有一位医生抚摸着一名年轻人的头发，他患着急性阑尾炎而痛得直哼哼，他的朋友用轮椅车推着他走在医院的走廊里。“你就会好的，”医生鼓励他说。

在接待台有两名戴着头巾的年轻护士正在接待一位身穿长袍的老人，老人显得很焦急，看来还不清楚自己患了什么病。后来护士给他量了血压后老人就走开了，显然他对测量的结果很满意。

医院的外科主任维阿姆·拉萨德·艾尔·加瓦西里回忆起2003年那些黑暗的日子时身体颤抖了一下，“你不要让我回忆那个时候的情形了，”他对我说，“人们都很绝望，不堪言说。”当我们谈及当时他治疗了多少因流弹和爆炸而受伤的人时，他说没有上千也有好几百——这时医院里送进来了一位胸部受了枪伤的年轻人。艾尔·加瓦西里医生表现得从容镇定有条不紊，他在与我谈话的同时还管理着他的团队，并且不断地安慰着病人。

病人的父亲也气喘吁吁地赶来了，他的衣服上全是污泥，他时而愤怒时而绝望情绪很不稳定。艾尔·加瓦西里医生耐心地听他讲述了受伤的经过，他富有权威的神情使年轻人的父亲平静了下来，但每当他儿子呻吟时他仍然心神不定。

年轻人的伤势严重但并不致命，需要常规的治疗。艾尔·加瓦西里记得在最艰难的时刻在医院接待台四周摆满了已经死去和正在死去的人们，他心情抑郁地估计着哪些人还有救，哪些人已经没救了。那时药品奇缺，手术室也不够，有许多医生离开了伊拉克。但还有足够多的人们坚守在岗位上，维持着整个医疗体系的运转。

我对艾尔·加瓦西里医生说，他在如此艰难的时间和地点履行过医生的使命，他有理由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他只是谦虚地耸耸肩膀，但我为自己能遇见他而感到不胜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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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娃要赖以疗伤的医疗系统负荷过重资源不足，截肢者所需要的心理顾问和治疗，以及尽可能修复残肢等医疗服务正是伊拉克的医疗系统应该设法提供的。

玛娃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堕落到黑暗的深渊中。她父亲在美军入侵伊拉克的两年前去世了，她母亲的糖尿病正在恶化，最后导致了她的死亡。这位曾经梦想当医生的小女孩从此再也没能回到学校里，就像许多伊拉克孩子一样，玛娃受到了重创。

当时她母亲的病情正在恶化，她的弟妹们又太幼小难以理解玛娃的遭遇，她感到了彻底的孤独。她没有人可以说话，而且即便有人说话，她也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出她越来越感觉到的绝望。“我不是那种喜欢把话说出来的人，”玛娃说，“我把悲伤藏在心里，不愿意大声地把痛苦说出来。”难以想象这个孩子经历了怎样的黑暗和孤独，然后，在突然之间有人伸出了援手。

在欧洲人们一直对伊拉克战争有着不同的看法，即便在派出军队参战的英国也是如此。人们这种政治上的怀疑以及对现代战争造成破坏感到的震惊，很快就演变成了去做一点实事帮助伊拉克人民的冲动。

而对有些伊拉克人来说他们感到的却是困惑不解，就好像是同样的一批人，他们为什么先派了飞机来轰炸，然后又用飞机装满人道主义物资来帮助受难者呢？

但援助确实是非常需要的。在伊拉克所有的物资都匮乏，从最基本的医疗用品到治疗癌症的高级药物，儿童用的轮椅也很短缺。显然有许多患有重病和伤势严重的儿童难以在伊拉克得到良好的治疗，哪怕有更多的物资正在被运送进来。

于是就有慈善机构开始设法支付费用，以便把受重伤的孩子送到欧洲或美国去治疗。这样做的花费巨大，但是伊拉克在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统治多年后留下的悲惨景象触动了世界的良心。当然，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那些富裕慷慨并且乐意帮助孩子和他们家庭的捐助人。这一次，命运开始对玛娃·希玛丽露出了笑脸。

* * *

像许多欧洲人一样，于尔根·托登赫费尔强烈反对伊拉克战争，但他又不像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他决定要为伊拉克做点事。在联军入侵伊拉克之后的数年里他到伊拉克去了六到七次，并最终写成了一本关于伊战悲剧的书。

他最初是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慈善机构里听说玛娃的，在以后的几年里他们两人各自将在对方的生活里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对托登赫费尔来说，玛娃的故事是理解这场冲突的途径之一。“对我来说玛娃成了这场战争和所有战争的象征，因为对于那些发动这场战争的人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对玛娃它却永远不会结束，”他解释说，“在接下来的30年或50年当中她将作为一个残疾人而生活着，没有人知道她的悲剧会持续多久。”

托登赫费尔写了关于伊拉克的书，但是他不满足于仅仅讲述玛娃的故事，他想要改变故事的结局。他也有着能改写故事的人脉和财力，在他写书揭示美国的外交政策在伊拉克这样的国家里造成的后果之前，他在德国国会工作了18年。他在巴格达的亲身经历读起来就像是外部力量企图在伊拉克修复战争创伤和救助伤员的细节描述，但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一个非同寻常慷慨大度的个人故事。

托登赫费尔在2004年和2005年支付费用让玛娃和她母亲来到了德国。第一次手术取出了仍在玛娃创口深处的弹片以准备为她安装义肢，在她们等待的时候他为她们支付了旅馆费用，当义肢安装好了之后他又为她们买了回家的机票。

但这不仅仅是来自一位富人的一时冲动。托登赫费尔曾经到萨巴·库骚去探访希玛丽一家，以便更多地了解她们的生活情况。但当他对她们了解得越多时，他就越下定决心去帮助她们。

要这样做并非易事。萨巴·库骚的人们向来对外人存有戒心，现在他们又在美军的空袭中受到了重创。托登赫费尔理解他们愤怒的心情，但现实情况是要在萨巴·库骚这个地方做善事很危险，在这里的人们看来，一位德国的战争批评家和美国的支持者之间并没有很大的不同。

“没有一点理由需要去轰炸城市里的那块地方，”他解释说，“所以他们不喜欢西方人。我上次去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要是我再敢去就不要想活了。有人赤裸裸地威胁我，我只能说我理解他们，他们不会再喜欢我们。”

德国医院和旅馆的干净高效使玛娃感到很震惊。后来当她回到家里的时候，她已经很难忍受她旧时生活的混乱与艰苦。托登赫费尔感觉到了玛娃的悲伤和孤独，他担心她不愿意再去上学，因为同学们会嘲笑她用义肢走路的样子。于是他决定进一步帮助她们，他花了10000美元给玛娃一家人买了一个新家，然后还准备为她们开一个可以做小生意的售货亭。

但就在玛娃的母亲去世前不久，她卖掉了新家用来筹款重新装修老房子，然后就让全家人搬了回去。萨巴·库骚是一个保守到骨子里的地方，人们会抵制哪怕是最温和的改良。同时在现代欧洲人心里，让年轻女孩做一点自己的小生意是一个不错的出路，但在萨巴·库骚守旧的什叶派居民看来却不是这么一回事，于是开售货亭的想法也就无法真正兑现。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托登赫费尔对联军入侵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充满着敌意，但西方世界重建伊拉克的企图却与他的行为有着共同之处。美国被认为已经在伊拉克重建中花了超过500亿美元，还不清楚美国的纳税人对这些钱会有什么看法。

有时仅有慷慨的捐助还远远不够。用错误的方式在错误的时间把钱给了错误的人，那就像是在柴油引擎里加了汽油，或者给人输了血型错误的鲜血。换句话说，就像西方政府已经发现的那样，会变成一件麻烦的事情，但是困难并没有阻挡住托登赫费尔。

玛娃是一个正在长大的女孩，到了一定的时候就需要换一只新的义肢，托登赫费尔把她带到了美国以便得到更好的治疗。这样做并不便宜，仅义肢一项就要花费20000美元。他私下认为美国人应该付这笔钱，毕竟他们应该对玛娃的受伤负责。但是美国人并没有付钱，还是他自己付了医疗费用。

同时托登赫费尔开始怀疑，把一个居住在巴格达郊区破败城镇里的惊恐焦虑的小女孩带出来，让她短时间地面对她难以理解的西方生活方式，是不是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我不敢肯定把她带到德国去是一个好主意，”他现在这样说，“因为在德国她住在很好的旅馆里，她还见识了美国，遇到过一些很好的人，人们叫她‘小公主’。然后她只能回到巴格达去，她就不再是公主了。”

当人们问起玛娃本人有关她到德国和美国的旅行时，她显得有点渴望的样子。她回忆起在那里每个人都很善良友好，每个地方看上去都很干净。她陷入到沉默当中，你会想起她是一个把自己的痛苦深藏在内心的女孩，她不愿意多谈这些事情。

假如玛娃的故事是一部虚拟作品，也许可以就此打住了：一位好心的捐助人出现了，他富有，慷慨并且耐心十足。由于整个故事充满了悲伤和失落，一位陌生人远道而来帮助这个无助的孩子还让人得到一种令人振作和富有救赎意味的信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充满了无解的难题和无法预测的转折，生活难得会向人们提供明确无误的教训和信息，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

直到今天托登赫费尔仍在为玛娃的家人提供资助。他对于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这也许会激怒许多美国人。但无疑在玛娃的故事当中他就像是在深色挂毯上的一道闪亮的丝线，然而挂毯本身还是那样无可救药地黑暗。

去年玛娃的母亲去世了，这个小女孩的人生当中充满了她从不言说的痛苦。由于孩子们嘲笑她走路的样子，她已经不去上学了，而且，她突然之间就成了一家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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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娃在12岁的时候想当一名医生，当然她想到要去帮助别人，但在她内心深处也有当医生收入高并且受人尊敬的想法。假如你是在萨巴·库骚长大的，这些就会对你很重要。

在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玛娃的抱负并非是不能实现的。虽然人们生活在暴君的阴影下，但比起其它保守的阿拉伯社会来，伊拉克能给予女性的机会还要多一点，在伊拉克就有女医生和女公务员。事实上比起作为一个女人来说，贫穷是玛娃实现理想的更大障碍。还有在背后没有说出来的事实是将来某一天她要结婚生子，也许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一般喜欢早婚。

但是玛娃在美国人的空袭中受了伤，这一事件改变了一切。在她决定不去上学的那一天起，她做医生的美梦也就破灭了，而她结婚的前景也因她身体的伤残而变得黯淡下来。玛娃把萨巴·库骚看作是一个人心很齐的地方，或者说人们“互相照顾”，但是这里的人们对于残疾人，特别是女人的态度却不敢恭维。人们没有谈论她的事情，玛娃是一个重视自己隐私和尊严的年轻女人，但是大家都知道她人生中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

当玛娃的母亲在45岁时因糖尿病去世后，她就担当起了照顾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责任，他们的生活并不容易。在一个本该因石油而富得流油的国家里，停电是家常便饭，常常是供电一小时接着停电两小时。断水更是比供水的时间长，有时一断就是两三天。玛娃处事不惊地面对这些生活中的不便，“我们买了水桶和大油罐，当我们知道要断水时就先把水桶装满，我们已经习惯了。”

在萨巴·库骚每个一家之主都要为这些事情操心，当然玛娃还要为照顾她的弟妹而烦恼。她只比她的大弟弟大两岁，但说话时恼火的样子像个小母亲，“你叫他们不要闹了，他们根本不理你，”她解释道，“他们总是闹个不停，我记起我自己小时候，我妈也受够了我。”她的小弟弟萨达克尤其淘气，玛娃在说到他的时候转了一下眼珠。但是当我问起小弟弟是不是让她想起自己在那个年纪时的样子，她咯咯地笑了起来，确实是这样。

为了想更多了解一个12岁的女孩在巴格达最危险的郊区生活是怎样的感受，我们前去采访了隐藏在萨德尔城穷街陋巷深处的杰哈尼亚小学。一位当地的警官派出一队武装警卫来保护我们，但是学校里的女孩们对我们的相机比对警卫的枪更感兴趣，这里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学校的校舍看上去有点简陋，教学靠着一些基本的供给来维持。但是伊拉克并不是仅仅缺少书本和白板，这里的校舍也很短缺。

女孩们和当地一所男校轮流使用设施不全的教室。今天上午是男孩上课，女孩下午到校，到明天换过来女孩上午男孩下午。有一位教师闷闷不乐地告诉我，这里一切的破坏迹象都是男孩们造成的。

但是杰哈尼亚小学校长艾玛·阿卜杜侯赛因有着一种秘密的教育武器。艾玛校长是一个高个子女人，她身穿黑色长袍，身上散发出一种和善但富有权威的气质。当她走进挤得满满当当的教室时，大女孩们都带着尊敬的神情安静了下来。当她让孩子们自己做功课时，我留意到她和蔼地牵着一个小女孩的手在操场上漫步，这个女孩的年龄更小，她不知何故从自己的班级里跑了出来。

我们到这里来想看到的是12岁的女孩，玛娃就是在这个年纪受伤的。在战后的伊拉克12岁应该是一个美好的年龄，这时孩子们稚气的梦想正在转变成更加实际的抱负，并且最终还会有结婚的想法。尽管还不清楚在战后女孩们的机会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尤其是伊拉克现在已经变得不再是一个那么世俗化的国家了。

我们见到的女孩穿着整洁举止得当，有些女孩戴着挺括亮白的头巾，当我们在拍摄录像和照片时她们很有耐性地排着队等候。参加我们工作的有一位年轻教师，一位律师，两位工程师，还有一位想当记者的女孩。当这位女孩工作结束时我们的团队礼貌地鼓掌向她致谢时，她显得有点吃惊。

但是大多数女孩都自豪地宣称自己想当医生，这使我想起了玛娃。老师对女孩们的表现感到骄傲，并希望她们当中至少有一些人将来真的能去读传媒学校。

在女孩们短短的人生当中，她们的国家已经改变了许多——萨达姆·侯赛因垮台了，一个不太稳固的民主制度建立起来了，联军来了，然后走了。不管你愿意相信其中的哪一种，事实是比起玛娃来这些女孩梦想成真的机会要更大一些。她们是和平时期的12岁女孩，而玛娃是战时的12岁女孩。

* * *

从入侵伊拉克至今已经有十年过去了，人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愿望，试图来评判当年对于伊拉克的武装干涉是成功还是失败，当然我们也不能免俗。从一些简单的观察可以看到正常生活已经回归到了巴格达的大街上，新的餐馆和汽车展示厅开张了，在许多时间里有许多地方也恢复了一种新的正常状态。但是要判断像联军2003年入侵伊拉克这种军事行动的结果需要许多年，十年当然是远远不够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当英法两国瓜分战败的土耳其帝国的遗产时，现代中东的疆界被划定了。你会争辩说，我们至今仍在等待当时英法两国这种自私举动的结果最终显现出来。举例来说，像叙利亚这样一个在当时成立的国家，在目前这场内战结束时很难保证仍会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而假如叙利亚解体的话，那么另外一个与叙利亚这个危险邻居关系紧密的前法国殖民地黎巴嫩又将如何呢？

对于伊拉克也可以这样来说。英国把北方的库尔德少数民族放进传统的阿拉伯土地美索不达米亚以建立这个现代国家，这是一种殖民地政府危险地沉溺于其中的奉子成婚行为，在现代中东的乱局当中，库尔德地区正在悄悄地走向某种秘而不宣的独立是完全有可能的。

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这种最终会断送伊拉克的进程已经进行了差不多有一百年了，这也表明要在短短的十年之后就做出战略和历史的评价是很危险的。而且即便历史最终判定联军入侵使伊拉克变成了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但对玛娃来说却不是这样，她所记得的只是一段充满恐惧和毁灭的时光。她对于伊拉克战争的回忆使人想到，战争只有对战略家和历史学家来说是复杂的，而对于战争的牺牲者，事情就是那么简单。

玛娃是这样说的，“在那时我们生活在绝望里，我们都很害怕。我们不断在想炸弹随时会从天上掉下来把我们炸死。我们只是想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没有别的。”

于尔根·托登赫费尔为了能在战后创造出一点不同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他在经过一番思索后说，“在这样一场战争后人们没有成功的可能。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得对，一切都变得更坏了。”

对于这场战争的政治设计师乔治·布什和托尼·布莱尔，托登赫费尔用了最激烈的言辞：“现在他们都过得很不错，布什是一位画家，他还写书；布莱尔当了中东和平的特使。然后你们再来看一看玛娃，对于她战争永远不会结束。你无法让这个小女孩再长出一条腿，她永远找不到自己的丈夫，永远不会有自己的家庭，这是一种犯罪。”

我先前说过假如这是一本小说，故事可以在最振奋人心的时候结束，但是现实生活却很少给出确切的道德教训。同样，真实的历史也会将人们命运的坎坷与不适合故事基调的方面抛弃。

玛娃告诉我她最喜爱的电影是“泰坦尼克号”，她居住的社区至少每三小时就要断一次电。我说这里的人很可能看到的是一场没有结尾的电影，他们也许没有想到最终这条大船沉入了海底，玛娃听了大笑起来。

甚至在观看一部悲惨的录像片时她也咯咯地笑起来——就在她受伤后不久接受治疗时。“我的头发看上去很怕人，很滑稽，”她说。

当我问她在经历了这么多困苦之后，她是怎样才找到能让她笑起来的能量时，她简短地回答说，“是我的家人，他们每个人都给了我可以笑出来的东西。”然后在短短地停顿了片刻之后她又微笑着说道，“你的性格是不会变化的。”

在联军入侵伊拉克十周年的时候，你可以预期有许多人会试图去给伊拉克战争下一个定义，围绕伊战能带给我们什么教训会有许多的争论——如果确实是有教训的话。

但是，也许最重要的教训就在玛娃所说的关乎人类精神持久性的短短话语中。（来源：译言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