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医生”的功与过

几个星期前的一天晚上，堪萨斯城（Kansas City）研究医疗中心七楼的一件狭小的体检室里挤进来一组电视摄制人员。太阳已经落山，光线逐渐变暗。两个男人站在墙角，一个托着大摄像机，一个举着麦克风，相隔不到一英尺。体检室里还有医院的首席医师、心内科主任和一个护士。所有人都注视着一名四十六岁的粗壮女子——她眼睛紫蓝色，笑容可掬，褐色的头发整洁地梳成中分——吃力地在跑步机上保持步伐。那天早些时候，她抱怨胸口疼，而且报告了心脏病的家族史。现在她正接受心脏负荷测试，情况并不妙。刚过一分钟，她的血压急剧上升到184/92。房间里还有第三个医生：心外科医生迈哈迈特•奥兹（Mehmet Oz），也是全美国收视率最高的每日电视节目之一《奥兹医生秀》（The Dr. Oz show）的主持人。他站在几英尺外，明显很担忧，却敦促她继续。“再过五秒，跑步机将加速。”奥兹以数百万观众所熟识的抚慰人的声音说道。摄制组正在录制将来的一期节目，奥兹直视镜头，讲道：“我不得不说，这是决定整场战役胜败的紧要关头。”另两名医生中的一个觉察到测试也许持续不了多久，于是对奥兹说：“要是你想录插播广告前的台词，你得现在就说。”奥兹点点头说：“我很担心。你的血压已经飙升到天上，心率都快冲上月球了。”

他问那女子能否再跑三十秒。这并不容易，但她坚持下来了。她大口喘着气，而奥兹继续道：“我必须要说我对你糟糕的身体状况很失望。”她的血压没有舒缓的迹象，于是医生们中止了测试。她从跑步机上下来，坐在体检台的外沿开始哭。“是什么触动了你的感情？”制片人问，然后指着奥兹说，“告诉他！”其他医护人员笨拙地一点点往边上挪，使得摄像机能正对着奥兹和他的患者。“我讨厌自己身体那么不像样子。”她说，“我想去远足。我想跟我孙子孙女在后院一起跑。我奶奶九十岁了，身体还比我好。我想念原来的自己。”

奥兹温和地问：“如果我们能找回原来的你，是不是就像救你的命一样？”那女人点点头，然后开始描述自己如何堕入肥胖，但制片人又一次扬手让她停下。这个镜头没拍好，得再来。奥兹重新说：“如果我们能找回原来的你，是不是就像救你的命一样？”他保证会帮她“削走身上不想要的部分，这样你会发现，原来的、真实的你就藏在里面。”体力透支依然眩晕的她感激地点了点头。制片人喊：“咔！”所有人一路纵队离开。现在是晚上八点，奥兹已经十二个小时没有坐下过。那天早上，一千多人来到这家医院参加奥兹的“十五分钟体检”，这是奥兹全国巡游的一部分，奥兹在许多志愿者的帮助下给人们量血压、称体重、量腰围、验胆固醇和血糖。奥兹选这些项目，是因为当场能出结果，得到的信息有用而易懂。高血压可以用药物治疗，改变饮食习惯也常常有用。肥胖和大多数糖尿病亦如此。

奥兹已经习惯了人群，习惯了崇拜，习惯了声名。当他那天早上天亮之前到达时，数以百计的人——女性为多——已经在医院门口排队等候；其中许多人没保险，没医生，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障。奥兹从车里现身时，人群中传出喜悦的尖叫。人们来是为了免费体检和有益的建议，但也是为了见到他。奥兹五十二岁，精力充沛，身体健壮，头盔一样的棕色头发服服贴贴，鬓角留得很长，浅灰蓝色的手术服在腰间用绳子束着，极为合身，好像是萨维尔街有裁缝给他临时缝起来的。（译注：Savile Row，英国伦敦著名的“裁缝街”。）宣传画上的奥兹像戴围巾一样在脖子上挂着听诊器，与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在电视剧《急诊室的故事》（E.R.）中的著名角色道格•罗斯（Doug Ross）诡异地神似。奥兹像个极具天赋的政客一样问候排队的人群，当人们打开手机想和他合影时他会拥抱他们。很多人带来了旧杂志让他签名：《时代》（Time）、《好管家》（Good Housekeeping）和《预防》（Prevention）——封面上都是奥兹。“我崇拜你，奥兹医生。”一个女人告诉他。另一个女人展开双臂拥抱他的脖子。“我已经八年没有看过医生了。”她说，“我很害怕。我只信任你。”

奥兹摁着她的肩膀，直视她的眼睛。“过一会儿到里面再见。”他说，“我们能挺过去，我们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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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第一次把迈哈迈特•奥兹称为“美国医生”是在2004年，那是奥兹在她的节目上最早的几次出场之一。这个标签一直流传下来。奥兹是个稀有的珍宝：口才好，上镜，以至于当人们了解到他在主流医学界享有盛名时，常常惊讶不已。奥兹于198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四年后，他获得了宾西法尼亚大学医科和工商管理硕士的双学位。此后他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长老会医院（New 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作为以心脏移植为专长的外科医生，担任外科副主任和教授已有二十多年。（现在他每周四仍在那里做手术。）奥兹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心血管学院和整合医学项目的主任，后者由他在1994年创立。他还发表了数十篇技术问题论文，比如如何在二尖瓣置换手术中保存肌肉组织。他对一种能保存器官的溶液和一种可以不通过高度侵入性的心内直视手术就能植入的主动脉瓣拥有专利。

到了2009年，在《奥普拉秀》上出场几十次后，奥兹的人气促使温弗瑞给了他一台自己的节目，由温弗瑞的哈普公司（Harpo）制作。开播以来，《奥兹医生秀》获得了两座艾美奖，日均观众将近四百万人。肯定没有哪个美国医生对更多的人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奥兹作为“史上最重要、最有成就的明星医生”被《时尚先生》（Esquire）杂志选入二十一世纪最有影响力的75人。他持续在《福布斯》（Forbes）杂志最有影响力的名人中跻身前十，同时也被列入了哈佛校友的类似名单。2008年，奥兹获得了埃利斯岛荣誉勋章（译注：Ellis Island Medal of Honor授予对美国有重大贡献的移民及其子女和孙子女。Ellis Island原是美国移民局的驻地，）另外，他和克里夫兰诊所（译注：Cleveland Clinic名为诊所，实为大医疗中心）的保健科主任迈克尔•瑞森（Michael Roizen）组建了“你字医生组合”，在过去十年撰写了一系列书籍，包括：《你：拥有者使用手册》、《你：聪明的患者》、《你：节食计划》、《你：永驻青春》、《你：甩掉赘肉》、《你：生育宝宝》、《你：减压指南》和《你：美丽动人》。“你字系列”丛书的印数超过一百万册。

奥兹同时执掌着一个迅速壮大的社交媒体帝国。他最近启动了“你的感觉”，那是他网站上的一项应用，让用户对于“你今天感觉如何？”这个问题以“从电脑或Facebook添加图片或从YouTube转发视频”的方式作出“加强版”的回答。“你的感觉”社群是网站doctoroz.com的衍生产物，而原网站已经成了一种为非专业民众服务的《默克手册》（译注：The Merck Manual是默克公司出版的著名医学诊疗手册），涵盖了几乎一切可能想象得到的病恙，但特别针对那些自认为受到传统医学规定束缚的人。网站上有几千条视频，从关于胃癌的信息到热缩膜吸脂术的价值，涉及身心健康的所有问题。

奥兹的人气不难理解：他向美国民众讲解了许多人觉得不足为外人道的问题，以其他医生很少会采取的方式与人们交谈。你想知道，每年需要多少次性高潮才能延年益寿吗？奥兹说两百次——大概是这么多。他还建议我们应该多久出恭一次，产品应该是什么样子（他的答案是，至少两天一次，棕色略带金黄，成S形，“应该像阿卡普尔科（Acapulco）的悬崖跳水者一样入水”。）奥兹喜欢出现在新闻里；康州纽敦市（Newtown, Connecticut）桑迪胡克小学（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枪击案发生三天后，他就与该校学生一同出现在电视上。另外，你永远不知道他的嘉宾会是谁。不久前，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在节目上露面，谈论她为制止儿童肥胖症扩散所作的努力。此后几个星期，奥兹把长岛（Long Island）的一名帮人们与故去的家人交谈的通灵师特丽萨•卡普托（Theresa Caputo）请回了节目。“她上次来时，”奥兹告诉观众，“她读出的讯息深深地打动了我。”

《奥兹医生秀》经常聚焦关键的健康问题：饮食、放松、运动和睡眠的正确方式，以及如何保持心脏健康。奥兹提供的许多建议都是合理的，在科学文献中有牢固的根基。正因为如此，他另外的那些所做所为才是那么地难以理解。奥兹是个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但他几乎每天都使用严肃的科学家极力避免的词语，比如“惊人的”、“突破性的”、“彻底改变的”、“革命性的”，还有“奇迹”。有奇迹饮料、奇迹食谱、抗衰老奇迹、减脂奇迹。去年，奥兹播出了一期节目讨论是否可能“修复”同性恋者（“把同性恋者掰直？富有争议的疗法”），尽管因研究同性恋者修复疗法而广为人知的医生罗伯特•列•斯必泽（Robert L. Spitzer）已经公开放弃了他的主张。（斯必泽去年向所有在连他自己都承认是“未经证实的主张”上“浪费了时间和精力的所有同性恋者”道歉。）在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一期节目上，奥兹的开场白是：“一份新的报告称，它们会损害你的健康，甚至引发癌症。”他还播了一期节目，话题是几百万美国儿童每天饮用的苹果汁是否含有浓度造成危害的砷。“美国最大的几个品牌的苹果汁含有砷。”他一开场就说，“而今天我们就是要指名道姓地把它们点出来。”在这几次事件、以及其他好几次类似情形中，奥兹都受到科学家批评，称他依赖于不可靠或不完整的数据，扭曲结果，运用他强大的影响力，造成了威胁观众健康的后果。去年，那份关于转基因生物的报告几乎是一在法国发表就受到了大西洋两岸数十位研究者的详尽的驳斥。

然而，讨论这些话题正是奥兹所谓的“未被讨论的对话——应该存在却缺失的交流”的一部分。他把现代医学描绘成一场“内战”，对战双方是传统医师和一些对以另类疗法治疗从焦虑症到癌症的各种疾病持有开明态度的医生；他认为，行走在两者的分界线上是自己的任务。然而更多的时候，他的节目似乎完全抹去了那条界线，其结果也许并不像奥兹和他的诸多观众认为的那么无害。“我不想让患者和医学之间的障碍继续存在。”他不久前这样向我解释，当时我们正坐在他节目的一件制作室里，就在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NBC电视台6A号演播厅外面。“我想要把我们大家带回一千年前，当时我们的祖先居住在小村庄里，村里总会有一位医者——他的工作不是给你做心脏手术或者开药，而是帮你找到安全的地方进行对话。”

奥兹接着说：“西方医学坚定地认为，研究人就像研究培养皿里的细菌一样。医生不想让患者提问题；告诉他们怎么做比听他们怎么说要容易得多。但人的生命轨迹是曲折的，本来就该如此。我想做的是在路上放几个路标。我每天坐在那台布景中，而那就是我的焦点——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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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兹在成长过程中被灌输的是野心和进取，以及最重要的：获取胜利。“我的成长能多正规有多正规，能多传统有多传统。”他告诉我。奥兹的父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从土耳其移民到美国，当时他的父亲——一个胸外科医生——获得了到克里夫兰学习的奖学金。穆斯塔法•奥兹（Mustafa Oz）现年八十七岁，一直在美国行医，直到数年前和奥兹的母亲返回伊斯坦布尔。他出生在土耳其中部伊斯兰教盛行的科尼亚（Konya）附近——奥兹说这一点对于理解他父亲的处世观念至关重要，也推及他自己的世界观。穆斯塔法•奥兹笃信辛勤工作，不认其他。“我父亲从来只问我一个问题：有没有其他人比你强？”奥兹带着惆怅的笑容说，“如果我骄傲而兴奋地带着九十七分的考卷回家，他会问有没有人得了更高的分。要是张三或者李四得了九十八分，那就和我不及格没区别。我入选全州的橄榄球队时，这对我来说是件大事，而他没有问我那是什么，也不置评论。他认为体育运动分散精力。第二天他去上班，当他的朋友祝贺他时，他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奥兹有两个姐妹。他之所以会成为医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父亲是医生。他最初作这个决定是在七岁，在他们一家当时居住的特拉华州威明顿市（Wilmington, Delaware）排队买冰淇淋的时候。“有个孩子排在我前面。”他说，“我父亲问他长大想干什么。那孩子说：‘我不知道，我才十岁。’”奥兹停下，耸耸肩，微笑了一下。“我父亲礼貌地让那孩子买了冰淇淋离开，然后在我要买我的那份时，我父亲转过头来对我说，‘你可永远别给我那个答案。我不管你想干的是什么，也不管你是否一百次改变主意。但你必须知道你的志向。’”奥兹继续道，“我仍然清晰地记得跟着他去查病房，有一次看到他拿18G针头扎进一个即将死于肺炎的人，把盐水直接注射进气管，让他咳出了使他窒息的淤塞物。这让我觉得，我也想能做这样的事。”

在哈佛，奥兹打橄榄球和水球。大四那年，他赢得了一项体育领导才能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他是那一届医学生的主席。毕业时，奥兹是个雄心勃勃的二十六岁的年轻人。“我进医学院时坚定地相信，如果我努力学习，我会学到我需要知道的关于人体的一切。”他告诉我，“所有的答案都蕴含在传统医学里。我只需要去学。”

但随着他与病人接触更多，他在医学院开始觉察到这种方式的局限性，而他遇到未来的妻子丽莎•勒莫（Lisa LeMole）后，他的观点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他和丽莎结婚二十六年，有四个孩子；大女儿达芙妮是ABC电视台关于食品和饮食的每日秀《细细咀嚼》（The Chew）的主持人之一。奥兹告诉我，是丽莎向温弗瑞提议把他称为“美国医生”。“你就是那么呈现他的。”丽莎告诉她，“这正是你传递给民众的讯息。所以你要是真的相信这一点，就该说出来。”

丽莎是个有智慧、有口才、不遵循传统的人；她不吃肉（奥兹会吃），完全反对转基因食品（奥兹的态度模棱两可），还多次对某些疫苗的价值表达了保留意见。2009年，当公共卫生官员敦促美国民众给自己和孩子打H1N1型流感疫苗时，丽莎•奥兹说她不打算这么做。这促使她丈夫公开解释，尽管他不同意丽莎的看法，但在家里她是老大。“我会去打疫苗，但我得告诉你们，我太太不会给我们的孩子打。”他在《坎贝尔•布朗秀》（Campbell Pown）上说。他还补充道，他无力扭转她的决定，因为“回到家我就不是奥兹医生了，我只是奥兹先生。”（奥兹仍然与丽莎意见相左。今年一月，他当着现场观众的面给CNN主持人皮尔斯•摩根（Piers Morgan）打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针流感疫苗，并鼓励他的几百万观众也去打。然而在家里，情况没有改变。他还只是奥兹先生）。

丽莎的父亲杰拉德•勒莫（Gerald LeMole）是著名的心外科医生，曾在休斯敦师从外科先驱迈克尔•德贝基（Michael Debakey）和登顿•库利（Denton Cooley）。1968年，勒莫参加了美国境内首例成功的心脏移植手术的执行团队。此前仅仅几个月，南非外科医生克里斯蒂安•巴纳德（Christiaan Barnard）成功地移植了一名死于车祸的年轻女子的心脏，成为了医学界的巨星。移植接受者只存活了十八天，但这一壮举是医学史上的里程碑。老勒莫是个传统而成功的人，但也有不拘于常规的一面——奥兹的成长过程中从未想像到这种组合存在的可能。“我父亲对医学富有热情，至今仍然每天去医院。”奥兹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告诉我，“他觉得我现在做的事非常边缘化，很担心我。他一直问我什么时候玩够了，可以踏踏实实回归医学。”后来有一次奥兹说，他父亲认为他对另类医疗方法的日益增长的兴趣是“自杀性的”。

老勒莫没有这种顾虑。在美国东北部的手术室引入摇滚乐的做法，就通常被认为是他的功劳，此举的目的是舒缓医疗团队和病人的情绪，这项创新为他在《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上赢得了“摇滚医生”的绰号。这种做法现在很普遍，不少研究显示了它的价值。其中一项于2011年发表在《麻醉学临床药理学期刊》（Journal of Anaesthesiology Clinical Pharmacology）的研究发现，音乐总能帮助医疗人员“以更为深思熟虑而又放松的方式”处理高度紧张的手术。该研究同时指出，病人也在音乐下变得更放松。老勒莫也是最早向患者倡导低脂饮食的医生之一，这种说法现在是很常规的，但刚提出时却受到了嘲讽。他关于饮食、锻炼和正面精神态度的重要性的想法被奥兹视为金玉良言，奥兹称他为自己的两位导师之一。（另一位是温弗瑞。）“我可能会说，我父亲最好的特质就是这种永远无法满足的好奇心，而在这一点上我丈夫与他相通。”丽莎•奥兹告诉我，“他俩都不会抱着成见去对待任何事情。迈哈迈特和我爸之间的相似之处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她不禁大笑起来：“弗洛伊德（Freud）要是还在，肯定会拿我大做文章。”

奥兹很快地以心脏移植专家的身份站稳了脚跟。他热爱手术生活，即使现在也明显依然如此。这个冬天的一天早晨，我跟着他进了手术室，观察他为一名女子重塑机能失常的二尖瓣。手术持续了五个小时。此前奥兹刚从“今日秀”（Today）下来，细条纹的西服套在领口开着两粒钮扣的淡紫色的衬衫外。一来到纽约长老会医院，他立刻飞奔到办公室换上手术服。手术开始前，他带我参观了手术区。走道里是层层叠叠的抽屉，里面塞满了旋转阀、血管内支架、嫁接管和橡胶密封圈，一切想象得到的尺寸应有尽有——都是用来修复受损的心脏的器具，整齐地摆在树脂玻璃盒里，就像家得宝（Home Depot）货架上的螺母和螺钉。手术室里有迷宫般的塑料管道，扭曲着穿过心肺机和手术台之间的区域上空。

没有什么职业比心外科医生压力更大了。无论手术程序多么常规，成功几率多么大，一旦锯开患者的胸腔，插入钢牵引器展开肋骨，然后停止心脏跳动，医生就真真切切地把病人的生命握在了手心。奥兹把手术室当作幼童军的营地，他自己就是那快活而又坚定的团长。他一般与迈克尔•阿根齐亚诺（Michael Argenziano）协作，后者是个和蔼的、虎背熊腰的汉子，是医院的成人心脏手术主管。（阿根齐亚诺曾师从奥兹，两人合作多年。）我在背景里游荡着；天花板上悬挂下来几个巨大的显示屏，我从其中的一个观看手术。奥兹好几次把我叫到手术台前，向我解释他的操作。当由医生、护士和技工组成的团队忙着从那名女子的心脏里排出血液时，奥兹坚持要我爬上手术台一端的阶梯，直视她打开的胸腔，她的心脏——由机器和带着口罩的医生团队控制的心脏——完全露在外面。“还有什么视角比这更好呢？”他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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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没有才能和强烈的领导欲望，没有哪个外科医生能做到奥兹在纽约长老会医院的位置；不是大哥大性格的人会选择其他职业。然而奥兹对他眼中的外科医生性格并没有太多好感。“让我解释为什么外科医生都是混蛋。”他说，“手术就是有所控制的傲慢。你以为你拿把刀对着别人的胸膛能帮助他。谁会这么想？正常人肯定不会。你需要那种自信、那种确定的心才能干这行。”此时我们坐在他在纽约长老会医院的办公室里，手术刚结束不久。墙上挂着以奥兹为题的各种出版物封面，还有他哈佛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文凭。他拿出一大袋蓝莓请我吃一些。他很少不在身边放着蓝莓、杏仁、或是随时能拿出手的“绿色饮料”——那是他在节目上经常提到的主要以黄瓜、菠菜、苹果和草药制成的饮品。奥兹那么常规地向观众兜售奇迹疗法和风靡一时的食谱，但他自己并不遵循。他的饮食像个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每天健身。能走楼梯时他决不乘电梯；我只见他乘过一次电梯，而那次他自称为自己的懒惰感到尴尬——没有其他人会把懒惰一词与他联系起来。

奥兹开始行医后不久便坚定地相信，患者的精神状态对成功的手术结果可能很重要。在岳父的鼓励下，他开始探索音乐疗法、能量场和治疗性的触摸，并开始向手术病人提供这些治疗手段。丽莎在此又一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在“灵气”（Reiki）界达到了大师级别，而奥兹很快便在纽约长老会医院——更不用说在更广大的外科手术界——以在手术室里鼓励施行灵气疗法而出名。灵气是源于日本的推掌术，以不可见的生命力流过身体的概念为基础。奥兹雇来一位名叫朱莉•默茨（Julie Motz）的灵气大师站在手术室里，她说她在那里试图驾驭“身体自己的力量，来帮助患者在诸如心脏移植的高风险手术中生存下来”。奥兹的许多同事，包括直接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觉得允许灵气大师进入纽约长老会医院的手术套间是件荒唐的事。“她会走进来，在心肺机上祈祷一阵。”埃里克•罗斯（Eric Rose）最近告诉我。1984年，罗斯以首例成功的儿科心脏移植创造了历史。他在1986年聘用了奥兹，又过了几年当他担任纽约长老会医院的外科主任时，他把奥兹分配在了自己的移植手术团队。关于人体内能量的研究不断表明，灵气不符合已知的科学原理。在也许是最著名的一项调查中，一个九岁的小女孩设计并实施了一场测试，结果显示，二十一个自称掌握了灵气技巧的人无法以高于随机猜想的几率探测到她体内有没有“能量场”。该研究最终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在2009年,连美国天主教主教团（U.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都敦促教会属下的医疗场所和教职人员不要推广或支持灵气学说。

我告诉奥兹，据我所知并没有证据证明灵气疗法是有用的。他插话道：“我也不知道任何证据，如果你只考虑数据的话。但这是西方医学和人们所称的‘补充医学’最根本的分歧之一。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一致和连贯的。关键是要让人们感到舒适。我提供按摩疗法之类的东西，如果有人想要，我也提供灵气疗法。我并不推荐，但我让人们知道这是他们的选择。”

奥兹常说，他只是想让人们知道所有的选项，因为人们足够精明，能自己作决定。但不同选项的益处有优劣之分，而按大卫•戈斯基（David Gorski）最近告诉我的说法，医学专家在道德上有义务解释这些区别。戈斯基是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医学院的外科副教授，也是颇具影响力的博客《基于科学的医学》（Science-Based Medicine）的执行编辑。“奥兹是个大大的胁迫式的布道士，背后是整个奥普拉帝国。”他说，“他不能对他觉得不方便的事实仅仅避开不谈。”科学家经常提出，如果另类医学通过实验研究被证明是有效的，那就不该继续认为它另类；此时它就成了医学。奥兹毫无拘束地把另类的和有实证的疗法混为一谈，于是使观众几乎不可能评估任何一方的影响；整个过程恰是削弱了科学的价值。

“指引我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证据。”我最近去埃里克•罗斯在思嘉科技（Siga Technologies）——一家研发针对天花、埃博拉出血热等高致死率疾病的疗法的生物技术公司——的办公室访问他时，他这么跟我说。他同时也是西奈山医学院的外科教授。六十二岁的罗斯身体瘦削，思维深邃，随意而优雅的风采更像是个拍卖行的老总而不是生物技术公司的总裁。他的办公室从地板到天花板完全用玻璃隔出，每面墙上都挂着现代艺术。我注意到一张罗斯和奥兹一起摆拍的照片，陈列在几张普鲁威（Prouvé）标准椅上方的书架上。“我总爱鼓励外科医生做使自己觉得舒服的事，而迈哈迈特是个特别好的外科医生。”当我问他为什么会允许灵气大师进入他的手术部门时，他这样说，“所以当他告诉我他想试试灵气疗法时，我不觉得有什么理由阻止他。但最终我还是低调而又不施加压力地建议他，最好别再继续。”

到了那时，也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环孢素（cyclosporine）等抗排异药物使得心脏移植变得普遍。这种手术不再上头版了，除非对象是知名人士，这时罗斯经常被要求主刀。1996年10月25日，纽约扬基队（New York Yankees）主教练乔•托瑞（Joe Torre）的兄弟弗兰克•托瑞（Frank Torre）在纽约长老会医院做了换心手术。罗斯主刀，奥兹做副手。当时正值那年的世界系列赛期间（译注：World Series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年度总决赛），手术很成功。第二天晚上，本身也是成功的棒球球员和教练的病人在病床上看着自己兄弟的队伍击败了亚特兰大勇士队（Atlanta Paves），在第六场比赛锁定了系列赛的胜利，夺得冠军。那台手术被大肆宣传；以此为题的文章的剪报拼贴——《每日新闻》（Daily News）以超大字号给出了“扬基之心”的标题——至今仍挂在纽约长老会医院的心脏科办公室。“我过了十五分钟的名人瘾。”罗斯说道，“那对我的事业和对医院都大有好处，但坦率地说，我明白了自己并不享受这种状态。”奥兹对于人们的关注有截然不同的反应。罗斯说，托瑞的移植手术“是他的第一波公众视线，而他喜欢极了。”罗斯笑了，暗示那次经历推动了奥兹走向现在的事业。我问罗斯对他徒弟的电视主持工作有何看法。

“我想强调，迈哈迈特是个好医生。”罗斯再次重复了已经说了不止一次的话，“智力上，他的天赋令人难以置信。但我想，如果要对他谈论的某些东西加以任何批评的话，那就是他对证据的不分优劣等次的处理。特别是对另类疗法，几乎从来不分。这些疗法获得了一定的市场，有市场就能推动许多东西。有时候，我确实觉得迈哈迈特对此起了作用。”

我问他是否会信任一个像奥兹那样每周只做一台手术的心外科医生，不论他多么有天赋。“这个么，”他回答，“一般来说你想要一个与自己的工作同呼吸共命运的外科医生，一个全身心投入手术的人。”他再次提到了奥兹的经验，但当我问他是否会把患者送去奥兹那里做手术时，他面露难色。“不会。”他说，“我不会的。在很多方面，奥兹现在是个娱乐人物了。他很会干这个。人们学到很多，这对他们的生活可以很有意义。但那是另一种职业了。在医学界，你最基本的需要必须是有某种程度的证据来导出你的结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有时候奥兹会怀有古怪的想法——特别是如果那想法又古怪又有娱乐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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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全知全能而病人感恩戴德的“家长式医疗”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再也不崇拜权威。我们的医疗体系已经非人化、机械化，变得空虚，而且辜负了数以百万计的人，这些人里有许多想要寻找重新掌控自己的医疗决定的方式。正如奥兹喜欢说的，马库斯•威尔比——仁爱可亲而又说话直截了当的电视医生——已经死了。（译注：Marcus Welby, M.D.是美国七十年代著名的电视剧角色。）

但奥兹基本上起到了威尔比2.0版的作用，展现了关怀病人的、有无穷的时间和你讨论你的不适的理想医生的形象。他的资质允许他扮演为普罗大众服务的医学指导的角色。然而对观众来说，奥兹还充当了更重要的角色。和比他更早出现的那些最成功的脱口秀主持人一样，奥兹是个职业灵魂伴侣。“菲尔•多纳休当初主持他的日间脱口秀时就把这一点做得很好。”（译注：Phil Donahue从1970年到1996年主持了极为成功的电视脱口秀。）奥兹秀的两位执行制片之一明迪•波曼（Mindy Borman）在我去节目办公区会见她时这样告诉我。“他曾说：‘我要谈论这个国家需要谈论的话题，讨论那些藏在阴暗角落里的事情。’我爱那些节目；我是看着它们长大的。”她力求一集不落地看《多纳休》和《奥普拉》。“这些节目告诉我，我有自己的声音，我可以被允许拥有观点。”她接着说，“我在得克萨斯长大，当时在那里，女人是不该拥有观点的。那些节目改变了这一点，而我知道奥兹可以在健康领域有同样的作为——人们看了节目会恍然大悟说：‘嘿，要是我不想和我父亲一样中风的话，我得好好照顾自己。’我可以走进我医生的办公室说：‘我不确定我喜欢这种疗法。’——在这个国家，这是个重大的、激进的想法。”

丽莎•奥兹觉得自己对于开启丈夫的电视生涯颇有些功劳。“在这世上，我最爱做的事就是和我丈夫在一起，向他发号施令。”她说，“他最爱的是工作。我不可能去手术室和他在一起，而他所有时间都泡在那里。”她又说——只有一半玩笑的成分——“于是我有了这么个计划，开个电视节目好让我们一起工作，我当他的制片人，这样我就能对他发号施令了。”于是丽莎向一个当时刚开始在探索频道工作的朋友推销了节目的点子。“他们做了一个由迈哈迈特主持的名叫《另一方观点》（Second Opinion）的节目。他们对节目的设想是一个为普通民众开设的医学院。我们做了十三期，每期请一个名人。有一期的话题是肥胖，奥普拉是嘉宾。就是这么开始的。”

奥兹会以几乎人人都能理解的方式解释复杂的医学问题，而且他知道如何搞定观众。在《奥普拉秀》上较早的一次出场中，他身着手术服出现，带了一整箱子的人体器官。他戴着后来成为他的标志的紫色乳胶手套，取出一颗看上去很健壮的红色心脏。那颗心脏垒球一般大小，保存得很好很健康，来自一名最近死于意外的妇女。“心脏是很有灵性的器官。”他告诉温弗瑞，“丰满，坚韧，有诗意。你想要触摸灵魂吗？”温弗瑞说，“当然。”然后戳了一下那颗心脏。然后奥兹转向一颗损坏严重的心脏——浮肿，苍白，表面附着一条条脂肪。他用手术刀把心脏切开，观众倒吸了一口冷气；那颗心脏看起来像是在水里漂了几个星期。他又把注意力转向两条主动脉。其中一条很纯净：光滑而清澈，有蛤蜊的质地。另一条已经变硬——看着像烧烤时被丢弃的软骨。“所以说这就是字面意思上的动脉硬化吗？”温弗瑞问道。她把一个超重的男子请上台。他问奥兹如何判定自己心脏里是否堆积起斑块，把主动脉变成了无法弯曲的管子。奥兹回答道：“一种判定标准是阳痿。血管无法正常进入阴茎，那就意味着血液也进不了心脏、脑和肾脏。阳痿是种警示，就像是你的血糖试纸。”

奥兹缓步走向一台平板屏幕，解释说，他将展现从内部视角看到的心脏病发作的图像。奥兹的图像一律质量上乘。他脑袋旁边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模拟心脏，然后数字化的血液奔涌着流过一条动脉，穿过屏幕；奥兹叙述着，柚子大小的红细胞飞驰而过。他展示了斑块如何在心脏里历经多年积聚起来，语气越来越生动。他的声音渐强：“你马上将看到这个国家死亡人数最多的死因。”他用一只戴着手套的手在空中作出给气筒打气的动作：“嘭！”突然，一条动脉堵塞得无法再继续运行。观众受到了震撼，但这对于奥兹只是热身。他走向一张桌子，伸手从一块布下取出一个巨大的塑料袋，袋子里装着橙色粘胶状的人类脂肪，是他从一个吸脂术病人那里得到的。“把它放在你的腰间。”他说着，把袋子摁在台上那个男人的肚子上，“你身上等于背着二十个这种袋子。”这个演示让人不忍直视，但要转过头去不看却更难。此后他放了一段尸检录像，是一个男人被切开，从他体内取出厚厚一层脂肪，这比刚才还要令人震惊——也更加恶心。“我的体重问题一劳永逸地治愈了。”温弗瑞乐观地说，观众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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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方式成了《奥兹医生秀》的模板：强大的视觉效果，由富有说服力的故事推动。大多数日子，奥兹取材于他所谓的“手到擒来的话题”：肥胖和癌症。但他的节目和网站所关注的减肥方案更像是午夜档电视直销的那种：“奥兹医生三天排毒法”、“吃回好身材”、“奥兹认可的七日快速减肥食谱”、“瘦身阶梯健身法”。奥兹还说，癌症“就是我们的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olie），就算每天都播也能叫座。”典型的主题包括“五种迅速扩散的癌症”、“四处可能预示癌症的身体疼痛”、“三个癌症预防秘诀”以及“吃什么能抗击癌症”。去年一次关于减肥的节目里，奥兹将草药营养片覆盆子酮（raspberry ketone）推崇为“头号瓶装燃脂奇迹”，触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抢购狂潮。这种营养片很快从健康食品店的柜台上绝迹。奥兹告诉观众，该产品调控一种名为脂联素（adiponectin）的激素，有助于指导身体变瘦。但他引述的相关研究只在大鼠和培养细胞上进行过——没有人类研究。

几个月前他公开信奉绿咖啡豆的“奇迹”，之后又发生了类似的采购潮。“也许你以为魔法都是假的。”奥兹在节目开头说道，“但这种小豆子让科学家宣称，他们发现了适用于每一种身体类型的魔幻瘦身疗法。这就是绿咖啡豆，做成营养片后——这种奇迹药片能迅速燃烧脂肪。这真令人兴奋，是最新的消息。”

事实上这些断言没有一个是准确的。在咖啡豆的烘焙过程中，植物化合物绿原酸（chlorogenic acid）会分解。科学家认为该化合物本身有限制葡萄糖吸收的效果，有助于降低体重。只要咖啡豆还是绿色的，绿原酸就尚未受损。理论上，这意味着绿咖啡豆能帮助调节新陈代谢——但理论不是数据。奥兹宣讲的内容是基于去年在圣地亚哥（San Diego）举行的美国化学会（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年会上展示的一项研究，研究者报告称十六名超重的男女食用了营养片形式的绿咖啡豆，在二十二周内平均减了十七磅。奥兹在节目上并没有提到，该研究的经费由绿咖啡豆营养片制造商“应用食品科学”（Applied Food Sciences）提供。但是他决定深入调查。

“我们自己对此作了研究。”我问他此事时他这样说，“这当然不是经典的医学研究，但对电视节目来说这可算得是好的了。我们找来一百人，随机分组，得出了与上述学术界研究相同的结果：你减不了太多体重，但大概可以连续几周每周减一磅。这比安慰剂效果好。”即时是这些说法也值得商榷，但他向我给出的收敛的回答几乎与他向全美国的起居室传达的夸张讯息完全相反。奥兹从不公开支持特定的品牌，而且他网站上有一张显眼的表单，观众可以用来报告援引奥兹名字的误导性的广告。但奥兹的热情使人难以分辨他的行为与广告的区别，而且以对销量的影响而言，“在《奥兹医生秀》上出现过”的价值与“由奥兹医生推荐过”相当。

“迈哈迈特是一种现代版的狂热的福音派传教士。”埃里克•托普（Eric Topol）在电话上告诉我。托普是斯克里普斯研究所（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的基因组学教授和转化医学学院院长。（译注：translational science，转化医学，即旨在联系基础与临床的医学研究方向。）作为全美国顶尖的心脏学家之一，托普是克里夫兰诊所医学院的创始人，并曾任其心血管医学系的主任。“他有敏锐的智慧，又富有魅力。”托普说。“迈哈迈特一向很独特，但现在他已经变身为一个巨大的品牌。当他告诉人们每年需要几次性经历才能以某种特定方式改善生活，或者如何在三天内减肥——这完全是一派胡言。问题在于他擅长说辞，很有才华，而且某些话明显提供了我们需要的一种服务。但是消费者怎么分得清真实与虚幻呢？因为迈哈迈特呈现两者时并不加以区别。”

托普继续说：“一切看上去都以做秀为目的。其内容的总和并不像是医学，而是糅合了医学、教育和娱乐——‘医教于乐’（译注：原文为medutainment）。”不只托普提出过这种评论。有一天，我问奥兹是否介意医学界许多同仁批评他，说他所遵循的更多的是日间电视的要领而非科学真理的需要。“我总是处于攻势。”他回答道，“所以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我曾经在乎过。我曾经觉得称我为娱乐人士是贬义的。但这是我不得不做的事的一部分。我要把讯息传递给以其它方式接收不到讯息的人们。我要是不合观众的胃口，就做不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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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兹把学术界称为一座“堡垒”，他决心拆除它的墙壁。过去，他的热情就算得不到数据支持，通常还能符合希波克拉底誓言中“不造成损害”的条文。但最近他似乎更为坚定地迈进了以站不住脚的疗法治疗大病的领域。在近期题为“奥兹医生2013年的13项奇迹”的节目里，他的奇迹包括了“革命性的增寿新法：红棕榈油。”他接着说：“红棕榈油的红色很恰当，因为我把它视作针对衰老的停车标志。”我几次问奥兹为什么他宣传这种产品，还允许通灵师、顺势医疗论者（译注：homeopathy，即顺势医疗，一种另类医疗理论，常用疗法是用极低浓度的致病物质治疗患者）、以及不可能有效的瘦身计划和食用补品的供应商上他的节目。他说他把自己作为医学和大众之间的媒介的角色看得很重，认为这类节目向观众提供了关于健康的更广阔的视角。

“归根到底，如果我们要解决美国医疗的问题，我们需要有怀疑精神的、聪明的患者占据主导地位。”他说，“需要他们问出困难的问题，因为医学的一大部分不过是逻辑而已。所以我在那儿试图说服人们成为那种患者。那经常意味着告诉他们主流医学界不想让他们听的事情：主流的答案不是仅有的答案，他们的医学也不是唯一的医学。”但是，当他没有可信的证据，却告诉观众红棕榈油能降低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时，他真的在赋予人们力量吗？还是在鼓励他们用另一个“奇迹”危害自己的健康？

十月十七日，奥兹播出了一期题为“转基因食品：对健康有危害吗？”的节目。奥兹并不含蓄。“你也许正在吃，却浑然不觉。”他如此开场，然后以阴暗的方式引用典故，“这是食品界的美丽新世界。它们安全吗？”然后奥兹介绍了《基因轮盘赌》（Genetic Roulette）的作者杰弗里•史密斯（Jeffrey Smith），他在书中称转基因食品可能导致多种严重的疾病，包括大肠炎、哮喘和癌症。史密斯为该书还制作了电影版；奥兹出于披露利益冲突的目的，指出“我妻子丽莎在杰弗里的电影里当旁白。”他还说没有科学家愿意和史密斯同台。“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件从未做过的事。”奥兹说，“杰弗里陈述观点后，他不得不下台，这样我们才能与赞成转基因食品的科学家交谈。”除了说对史密斯有争议，奥兹并没有点明为什么科学家都不愿意和他一同出镜。

当我向丽莎询问她在其间的角色时，她说史密斯呈现的是需要被人知悉的一种观点，还说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并没有被证实。“我认为迈哈迈特和我都觉得，总的来说我们的任务是给观众或读者以力量。”她说，“给他们以最多的信息和工具来作自己的选择。”

在节目上，奥兹称史密斯是个科学家，但史密斯并没有遗传学或农学的经历，也没有任何学府的理科学位。他在马哈里什•马赫什•瑜珈（译注：Maharishi Mahesh Yogi，印度哲人）创立的马哈里什国际大学读过商学。那期节目播出前，著名分子生物学家布鲁斯•查希（Puce Chassy）给奥兹写了信；他是“学界审查”（Academics Review）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那是一组经常粉碎通俗科学论断的研究人员。查希是伊利诺伊大学食品科学和人类营养学系的荣誉退休教授。“作为拥有四十多年经历的公立体制内的科学家、研究者和学校管理层成员，我无比惊骇于一个专业医师竟会给杰弗里•史密斯先生之流提供向公众宣讲健康信息的平台。”查希写道，“在他开始讨伐生物技术之前，他仅有的职业经历是交际舞教师、瑜伽飞行指导，还有马哈里什宗的自然法党派的政治候选人。”

全身覆盖肿瘤的大鼠图片出现在显示器上；图片来自九月份发表的一项研究，称那些肿瘤是转基因玉米造成的。这项研究在全世界被广泛报道，但受到欧盟食品安全局的谴责，被法国的六个全国性科学院以罕见的联合声明否决，还成为数十位科学家的笑柄。这些都没有阻止史密斯，他还攻击美国食品药物监管局“忽略”了这些问题。在节目上，奥兹一直没有质疑他，尽管农业生物技术已经被食药监局审查了数十年，而美国内外都没有机构发现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在人体内的代谢与其它任何食品有什么不同。

有不少有理有据而又善于说辞的人反对转基品产品，甚至退一步说，对于传统医学本身也有这样的反对者。但奥兹一贯选择那些权威性有问题的嘉宾来表达这些立场。正骨师约瑟夫•默柯拉（Joseph Mercola）运营着全国人气最高的另类医学网站mercola.com。奥兹将默柯拉描述为“全息疗法的开拓者”和一个“你大夫不想让你听从”的人。后一个描述无疑是正确的，因为默柯拉曾宣传过像图利奥•西蒙契尼（Tullio Simoncini）那样的伪专家；后者声称癌症是一种真菌，可以用苏打粉治愈。默柯拉长期宣称疫苗是危险的，甚至会导致艾滋病。奥兹说默柯拉“正在挑战你心目中关于传统医学和处方药物的一切知识”，这倒也没说错。“通常我真的是很诚恳和谦虚地评估我们的成就。”当我们讨论他对嘉宾的选择时，奥兹这么说，“如果我不把默柯拉请上节目，我就会丢掉我能得到的最好的机会。”

我完全不明白他的意思。奥兹的“最好的机会”怎么会是一个明确否认科学信条的人呢？“这是因为我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是我们学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之一——而且我以在同行审查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几百篇论文挣来了业界的威信。”奥兹开始说，“我了解那个系统。我在那些委员会上任过职。我是那种可以谈论默柯拉而不会被所有人唾弃的少数人之一。如果我不和默柯拉交谈，我就是放弃了我的责任，因为我以信任为货币作交易，而奥普拉、哥伦比亚大学、以及六百多期节目的观众赋予我的，正是信任。”

我仍然不解。“数据这东西，要么有用要么没用。”我说，“科学应该回答、或者至少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你不会认为所有信息都生而平等吧？”

奥兹叹了口气。“医学是一种很宗教化的经验。”他说，“我有我的宗教，你有你的。要让大家同意什么有用是很困难的，因为很大程度上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很少有数据是干净的。”任何事实都蕴含观点。但奥兹的特定看法——人们可以仅仅选择讲得通的事实，而不是恰好真实的数据——令人胆寒。“你可以找来支持你的数据的说法。”他说，“这样就有我的事实与你的事实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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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可以肯定，奥兹是美国历史上唯一在自己团队里拥有全职暖场笑星的心脏学家。四十九岁的里奇•伯恩（Richie Byrne）平易近人，穿着宽松的牛仔裤，衬衫角不塞进裤子，他自从奥兹秀2009年开播以来一直在节目上。他是个情绪煽动者；他的任务是在现场观众等候奥兹出现时保持他们的激情。“我要问你们，”伯恩叫道，“你们准备好迎接奥——兹——了——吗——？”四五十岁女性居多的观众爆发出掌声。伯恩告诉观众什么时候笑，什么时候鼓掌，什么时候叫“噢”和“啊”。振奋人心的迪斯科音乐循环播放：有唐娜•莎曼（Donna Summer）、葛罗莉亚•盖罗（Gloria Gaynor），还有帕特里克•赫尔南德斯（Patrick Hernandez）1979年夏天的享乐主义代表作《Born to Be Alive》。“这是为你而作、以你为主的节目。”伯恩喊道，“如果你看见什么想有所反应，那就反应吧。”伯恩再一次叫嚷：“你们准备好迎接奥——兹——了——吗——？”

叫声越聚越高，于是奥兹从上层平台出现，缓步走向舞台，中途停下来拥抱抚摸他的粉丝。那天的节目于十二月播出，按旁白的说法，是奥兹秀历史上拯救生命最多的一小时。节目讲述了奥兹造访堪萨斯城研究医疗中心的故事。“我们的节目从第一天起就有一个简单的任务。”奥兹开始说道，“那就是给予你力量控制自己的健康。”显示器上闪过简短的视频，展示了奥兹赞助的为全国数以千计的患者举办的免费诊疗活动。每到一处，他都让患者做他在堪萨斯城给出的那组测试，他称之为“拯救生命必须知道的五个关键数字”。显示器上，奥兹正和在堪萨斯城拍摄到的那名血压异常高的妇女交谈。“我希望你能帮助我。”她噙着泪告诉他。他回答道：“请不要感到孤独。我不想让你生活在恐惧和黑暗中。我们一起努力好吗？”

忽然，演播厅灯光亮起：奥兹和那名妇女一同坐在台上。“看这个片段很动感情吧，不是吗。”他问她。“是的。”她答道。观众聚精会神地听着。奥兹提醒她，她的血压“高得有毒”，向她解释她有显著的中风危险，然后站起身来。“到我这里来。”他说着，走向一张以蓝布覆盖的桌子，“这会强调我最怕的是什么。”奥兹掀去蓝布，出现的是像馅饼盘一般大小和形状的人脑切片。切片中心染了深靛青色，好像被记号笔涂过。“这人死于中风，原因可能是高血压。”奥兹说。那女人很震惊，观众席上鸦雀无声。

奥兹继续说：“重大消息：完全可以预防。你现在可以重新掌控自己，而不用生活在恐惧中。”奥兹告诉那女人，他为她制定了新的生活计划，包括更好的饮食和锻炼——他指出，具体细节可以在网站doctoroz.com上找到。“我不是让你去跑马拉松。”他说。然后，他以游戏节目主持人的口吻继续道：“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你家乡李峰市（Lee's Summit）的公园与休憩局会给你一年的健身会员卡！”那女人开始哭泣。奥兹告诉她，她需要每天让人监控她的血压，而他知道她付不起这个钱。“来，看着我。”他盯着她的眼睛说，“我不想让你因为买不起保险而羞愧。我知道你就是这么想的。我能觉察，也能看出来。不是你的错。我们会解决的。”

节目结束，当奥兹走下台时，他看看我，开心地露齿一笑，说：“我可以一辈子做搭桥手术，但那样我会成为什么呢？就是个外科医生。有了这个节目，我们可以成就更多，远远更多。”（来源：译言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