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上的江豚卫士

2013-01-17 10:18:27 来源: 外滩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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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洞庭湖上有一支民间江豚巡逻队,24小时监控着洞庭湖上可能危害到江豚生存的违法捕捞。江豚已在地球上生存了2500万年,但如今洞庭湖里的江豚不足百头,按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皮书的标准,长江江豚早已达到“极危级”,专家认为其将在10年内灭绝。


三脚。

徐亚平朝着非法捕捞的渔民老金狠狠踹了三脚。“我让你跑!我看你还跑!”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会长徐亚平和岳阳县渔政管理局局长李德军以及其他几名志愿者七手八脚把老金放倒在了新墙河边的沼泽地里。

冲在最前面的是徐亚平,喊得最大声的也是徐亚平。

这是场意料之外的“遭遇战”。半个小时前,徐亚平正坐在车里,从岳阳赶赴长沙参加当晚的湖南省环保组织联席会。难得瞅见一个休息的机会,他抓起一旁的红色外套盖在身上,斜倚在后座上打起了盹。

10分钟后,车刚驶过岳阳县八仙桥,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响起:“会长,新墙河里好像有人在电鱼!”

打来电话的是第二辆车里的江豚保护协会副会长何大明。

“马上调头,杀回去!”徐亚平几乎是从车后座一跃而起。

刚到八仙桥,徐一边通知岳阳县渔政管理局局长李德军前来执法,一边径直朝桥对面跑去,丝毫不顾往来的疾驰车辆。

“《打响遭遇战,激战八仙桥》。(12月22日下午,赴长(沙)参加全省环保组织联席会。16时,八仙桥下 5 恶人明目张胆电捕鱼。狭路相逢,毅然弃长沙??”在账户名为“江豚徐亚平”的微博里,他这样描述了当天的情景。

现在,徐亚平已经把保护江豚的系统工作比作“抗日战争”,“渔霸”(从事非法捕捞的渔民)就是“日寇”,他领导的协会则相当于八路军。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我们不打掉他们(指“渔霸”),他们就要搞死我们。”他字字铿锵有力。

有人说,徐亚平是个“疯子”,是一位“偏激”的江豚保护者,但更多的网友则把他亲切地称为“江豚爸爸”。

去年12月15日,徐亚平参加了人民网“责任中国——2012 年度十大责任公民评选”。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湖南日报社岳阳记者站站长。岳阳市花板桥路朝阳巷1号,既是记者站所在地,也是江豚保护协会的办公场所。

1月初,在二楼的协会秘书处,几名工作人员正张罗着发动亲友给他们的会长投票。

在150公里外的长沙,《湖南日报》广告部的工作人员几乎人人都给徐亚平投了一票。

“他是我们单位的才子,有很多女粉丝呢。”广告部的小李告诉《外滩画报》。

1月5日,评选结果揭晓,徐亚平后来居上,以 1170365 票位列“十大责任公民”榜首。

“志愿保护‘水中大熊猫’,愿与江豚共存亡。”关于徐亚平的推荐理由上这样写道。

他曾不止一次发誓:“如果江豚灭绝,我将负罪自沉于洞庭,与江豚共存亡!”

在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成立一周年之际,《外滩画报》走近了这位饱受争议的江豚保护者。

保护江豚只剩十年

去年3月3日至4月15日间,洞庭湖里12只江豚突然死亡,让徐亚平这个名字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在那40多天里,徐亚平最忙碌的事是给江豚收尸、送葬。大批媒体赶到岳阳,徐亚平和他的江豚保护协会,成了出镜率最高的采访对象。

“一共来了近百家新闻媒体。”协会副秘书长徐典波告诉《外滩画报》。

“那几天的吃饭时间,我经常要帮同时来访的记者订好几桌位子。”协会志愿者徐沐辉说。

经过各大媒体的深入报道,人们才知道,徐亚平对于江豚的关注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在进《湖南日报》工作前,徐亚平曾是岳阳宾馆的一名服务员。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透过宾馆西窗的落地玻璃,他经常能看到洞庭湖粼粼波光里的江豚成群结队地雀跃前行。江豚惹人怜爱的憨态深深印入徐亚平的脑海,从那时起,他对江豚就有一种“莫名的喜欢”。

那时,徐亚平每天早上5点起床,步行去洞庭湖畔的鱼巷子给宾馆买鱼。他总会跟渔民说:“求你们别伤害江猪(江豚的俗称)啊。”听说有渔民救了江豚,他还会跑过去给对方90度鞠躬。

许多洞庭湖老渔民在接受采访时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万马奔腾”来形容上世纪 80 年代江豚的数量。

“那时候好多哟,一片一片的,经常能看到它们跳出水面。”渔民张新本边说边双手在空中挥舞,“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鱼,味道好不好,还想打一头上来尝尝。”

谁都不曾想,20多年后,江豚会成为“极度濒危”物种。

洞庭湖中的江豚即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的淡水江豚亚种,已在地球上生活了2500万年,智力接近3岁儿童,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去年12月24日刚刚结束的“2012长江淡水豚科考”,共目视发现江豚380头次,声学考察发现172头次,总体数量只有2006年考察数量的一半。

“我们现在正在起草一份文件,要尽快把长江江豚从过去的‘濒危级’提升到‘ 极度濒危级’。”本次科考总指挥、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王丁忧心忡忡地表示。

去年10月底,中科院水生所对洞庭湖和鄱阳湖两大江豚重要栖息地进行了近20天的先期考察,发现洞庭湖江豚数量从6年前的150多头,锐减至90头左右。

徐亚平对这个结果不以为然:“我们天天都在湖面巡逻,洞庭湖里现在只剩55头了。”

无论哪个数字更加精准,按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皮书的标准,长江江豚早已达到了“极危级”。

这是徐亚平近两年最大的“心病”,也是他组建江豚保护协会的最初动因。

王丁曾悲观地告诉他,长江江豚将在10年内灭绝。

“毕竟还有10年,这是最后的战斗!”徐亚平的“护豚战争”,从2011年打响。

国内首家保护江豚的民间组织

在遇上协会现任副会长何大明前,徐亚平一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帮手。

2011年4月,当时还是渔民的何大明拉来十多位弟兄,打算成立“渔业资源保护协会”。

何大明曾经是当地赫赫有名的“渔霸”,经常采用“电捕鱼”的非法捕捞方式捉鱼。这一方法被徐亚平称为“断子绝孙”。

“还有个方法就是在湖心搞几个围堰,下面开个口,绑上个网兜,等水一退,兜里就都是鱼了。”何大明对《外滩画报》说,“一晚上搞个几千块钱不是问题。”

当地渔政部门曾因此对何大明施压,但最终促使何大明“从良”的因素,是捕鱼量的减少。

“这两年我能明显感觉捉到的鱼越来越少,再这么搞下去,可能什么都捞不到了。”为维护自身利益,何大明决定成立渔民自己的组织,倡导可持续捕捞方式。

当地还有一种传言称,岳阳县渔政部门往往和“渔霸”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而耿直的何大明不愿与前者分一杯羹,经常受到不公对待,于是打算成立渔民组织,抱团取暖。

当年7月,何大明找到岳阳市渔政管理站原副站长胡强,希望能将协会挂靠在渔政站。胡强认为从保护渔业资源角度上看,“这是个好事”,便给世界自然基金会长沙项目办公室项目官员韦宝玉打了个电话。

韦宝玉特意抽了半天赶到岳阳,和何大明见了一面。

“你们成立渔业资源保护协会,外界并不会特别关注。”韦宝玉告诉何大明,“如果你们以江豚保护为切入点,可能效果会更好。”

他们接受了韦的建议,开始筹建江豚保护协会。但何大明上交申报材料后,迟迟未见批复。

彼时的何大明早已“上岸”,在岳阳古老的慈氏塔下,开了家名为“打渔佬”的小餐馆,以支撑他和弟兄们驾船在湖面巡逻的油费支出。

有一天,徐亚平采访结束后从那里路过,突然发现餐馆玻璃墙上贴着两行文字:“感谢所有关心洞庭湖的人们”,“永远留住江豚的微笑”。

他的血猛地往上涌。一打听,才知这是餐馆老板何大明的“杰作”。

“何大明,男,43岁,一介渔夫,黑皮,光头,圆脸圆身,活像一江豚。”徐亚平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形容初见何大明的情形。

8月上旬,何大明给世界自然基金会的韦宝玉发了条短信:“洞庭湖退水,电打鱼特别猖狂。”后者把这条短信转给了《湖南日报》记者唐婷。

正在出差的唐婷又把短信发给了驻守岳阳的同事徐亚平。韦宝玉给徐亚平打了个电话:“这是一位名叫何大明的渔民提供的信息,请您给予关注。”

又是何大明!

“大明只读过8个月的书,打渔打了30 年。”徐亚平感慨,“为写一个200字的劝告书,他足足憋了3天时间。他一个社会底层的渔民,有这样的觉悟、理想、境界和行动,我觉得他很伟大。”

在韦宝玉的牵线搭桥下,徐亚平决定和何大明合力保护江豚。

“徐亚平是个媒体人,有很多渔民所没有的资源,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事情;何大明他们天天都在湖里,能够提供很多一线情报和信息,把工作落到实处。他们俩是现在这个组织里很重要的核心力量。”韦宝玉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评价说。

在徐亚平的奔走下,2012年1月8日,国内第一个专门保护江豚的民间组织——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正式成立。

“谁来监督徐亚平?”

协会组建一年以来,徐亚平的工作重心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现在,这名记者站站长更愿意别人把他看作一名环保工作者。

平日寡言少语的徐亚平,一谈到江豚就能拉着你像祥林嫂般说个不停。他曾公开表示,为了保护江豚,过去的一年多,他每天坚持工作15个小时。

去年12月21日上午9点,长沙阴雨连绵,徐亚平准时出现在了喜来登酒店一楼大堂。加拿大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陈素敏听说了他的故事,特地约他在长沙见面。

徐亚平上身裹着一件大红色棉衣,胸前别着一枚协会徽章,面容略显憔悴。

“昨天忙到凌晨4点,今天6点就从岳阳出发了。”他说。

陈素敏一股脑抛给了徐亚平好几个问题。他顿了几秒钟:“你一个一个问嘛。”

为了引起社会各界对洞庭湖江豚的关注,原本低调的徐亚平近来也开始出席各种活动,每天更新一到两条微博。

早前的12月6日,他前往西安出席2012中华环保年会,向原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宋健汇报江豚保护,并在会上做了题为《永远留住江豚的微笑》的演讲。

徐亚平爱讲真话,记者出身的他又善于利用全国的媒体资源,时常令当地一些职能部门感到被动。

“你看看现在洞庭湖污染成什么样了?再不保护我们怎么对得起子孙后代?但有些人认为我在给岳阳抹黑。”

12月19日晚,他在微博上提前透露了两天后会见加拿大领事的消息。第二天,岳阳市外办领导马上找到他:“你能不能别去长沙见这个领事?”

当地宣传部门领导曾致电他:“你别在微博上写江豚了,多写点娱乐生活信息,那样看的人还多。”

这些“劝告”对固执的徐亚平并不起作用,他坦言:“现在我们协会做的工作,很多都是渔政部门分内的事。如果他们不干,我们也不干,那么江豚迟早要完蛋。”

用徐亚平的话说,他这是在“倒逼”相关职能部门。

“会长希望最终能够‘还政于政’,让政府主导江豚保护工作,我们协助。”协会副秘书长徐典波表示,“我可以一年不拿工资,但不能两年、三年不拿工资,你说对吧?”

由于没有得到固定的资金支持,协会成立至今一直在负债运营,几名全职志愿者都在“吃家里的老本”。政府早日接手江豚保护工作,也是他们的一个现实愿望。

徐亚平的钱,绝大部分花在了宣传上。

为了将江豚危情公之于众,他自掏腰包或是找朋友借钱,在《湖南日报》、《岳阳日报》等平面媒体和长江、洞庭湖大堤、岳阳市区等户外发布了14个公益广告。

“我现在还欠着100多万元。”

他告诉《外滩画报》。

他朋友打趣:“徐亚平被‘江猪精’缠住了。”

曾有不理解的当地官员问他:“你一个正处级干部,去管这些闲事干什么?”

徐亚平的蛮干精神也让岳阳县渔政管理局的一线工作人员倍感压力。

他安排了几个渔民志愿者当“侦察兵”,全天24小时在洞庭湖上监控非法捕捞行为,一旦发现情况,徐亚平就会通知县渔政,请他们马上到现场执法。

由于较往常陡增了许多工作量,渔政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背地里对他颇有微词。

12月20日,一位名为“程门立雪”的网友在湖南当地的红网论坛上发了一个帖子:“谁来监督徐亚平?他是记者,又是人大代表。只有他监督别人,别人是无法监督他的。这么多网民,就没人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我如果有把柄,他们早就整死我了。”徐亚平无奈地干笑了两声。

岸上的宣传攻势

虽然不少初识徐亚平的人认为他偏激,但作为省城下到地方的驻站记者,他非常善于利用这一身份与当地政府合作,推动协会的江豚保护工作。

他屡试不爽的招数就是“绑架”领导,让他们了解协会的工作,争取获得一把手的支持,同时展开立体宣传攻势。

去年1月8日,趁岳阳市委书记黄兰香接见他的契机,徐亚平大打感情牌,告诉黄兰香:“江豚很大气,不管人类怎么待它,它总是对人类报以微笑;当然,它也会哭也流泪;还会玩高科技:用声纳捕鱼。”

黄兰香听了很惊讶:“这不跟人一样吗?”

徐答:“惊人地相似,可惜快灭绝了。”

黄说:“经你一说,我倒可怜它了!一定要保护好!”

去年1月,岳阳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间隙,他把市委常委、秘书长樊进军堵在东湖宾馆的洗手间里,大谈江豚保护的急迫性,后者听毕不禁感慨:“亚平,你保护江豚一万年都是对的!”

主管洞庭湖的岳阳县相关职能部门,更是成为徐亚平的重点宣传阵地。

去年2月7日,他在岳阳县千人大会上发表了长达80分钟的演讲,题目为《江豚就是最好的 GDP》。

这是他在岳阳20多年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发言。

当着台下岳阳县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和800多渔民的面,他诘问道:“江豚的存在,是长江、洞庭湖健康的标志。现在的长江、洞庭湖已不能支撑豚类的生存了!如果我们的执政者还不着手改变这种情况,总有一天,洞庭湖、长江也不能支撑我们人类的生存,很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里发生对人类构成威胁的某种生态灾难。那个时候,生存环境都没了,还谈什么 GDP 啊?!”

每次打击非法捕捞行动,他都会抓住机会把前来执法的一把手拉到一旁长谈。随着时间的推移,徐亚平的努力开始收到成效,市县两级政府部门也和协会达成了更多共识。

岳阳县渔政管理局局长李德军告诉《外滩画报》:“我们和协会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两方要形成一股合力,一个组合拳,共同打击非法捕捞,保护江豚。”

一些官员也开始力挺徐亚平。在最近的一次江豚保护联席会上,一位处级领导发言时表示:“徐亚平是在作秀!”

岳阳市渔政管理站支书卢益卫拍着桌子说:“怎么作秀?!你晚上陪他去洞庭湖上作个秀试试!”

“他们对洞庭湖情况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渔政局的同志。”岳阳县常务副县长李勇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表示,“他们非常辛苦,徐亚平会长也很不容易。渔政干部确实存在工作慵懒的情况,工作作风有待改进。”

12月23日,李勇率领县渔政局领导,和徐亚平共同驱车来到新墙河畔,将前晚收缴的3艘电鱼船烧毁。

望着熊熊燃烧的渔船,现场的徐亚平显得很平静,但一钻上车,他便咬牙切齿地表示:“就是要把它烧掉,斩草除根,让‘渔霸’们都看看,这就是电捕鱼的后果!”

以吾命换豚命

徐亚平认死理的这股蛮劲,来自他心中埋藏多年的“仇恨”。

现年46岁的徐亚平,出生于湖南湘阴县一个军人世家。祖父参加过抗日战争,父亲参加了抗美援朝,表哥打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哥哥是老消防兵,弟弟更是现役海军,前一段时间还在黄岩岛、钓鱼岛附近海域护渔。

然而,当年祖父的战死,令他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了仇恨,他现在已习惯把保卫江豚的行动视为“抗日战争”。

在他的协会成员里,大至“正规军”,小至“地下工作者”,都有合情合理的角色赋予和描述。更大的“仇恨”来自他儿时的亲身经历。

那时候,村里的强劳力为了抢工分,经常毒打身材弱小的徐亚平,抓着他的头往墙上擂,至今他的头顶仍留有伤疤。

“跟现在的‘渔霸’是一回事!”在他眼中,儿时村里的强劳力和如今洞庭湖上“渔霸”的身影已经高度重叠,“所以我的内心是充满仇恨的,我要复仇。”

而正值壮年的徐亚平,也确实迎来了“复仇”的最佳时机。湖南日报社岳阳记者站站长和岳阳市人大代表,这两个最适合行使监督权利的身份,同时被徐亚平所拥有。

作为一名从业近20年的老记者,他获得的各级新闻奖超过100项;目前,他还享受着全国劳模待遇和湖南省政府一等功荣誉。

17岁的儿子正在上高中,妻子是大学英语教授,对他的工作也很支持。

“她在家里管崽,我在外面管‘猪’。”徐亚平坦言,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他已获得了足够的成绩,“现在是时候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对于江豚保护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庞杂工作,他自称“乐在其中”,以至于“渔霸”的威胁,对他不仅不起作用,反而更能激起他的斗志。

无论多晚,只要接到一线渔民志愿者的报告,他都要邀上渔政部门的执法人员,到湖面抓捕非法捕捞者。

他说,每一天都是恶战,是仓促迎敌的遭遇战,也是任重道远的持久战,更是艰苦卓绝的血刃战。

去年12月16日晚9点17分,出发前往湖面行动前,他给朋友发了一条短信:“打猎开始!!!”

友回:“老徐,你一直在战斗。”他复:“赌命!!以吾命换豚命!”

“他是个不计个人得失的人,敢于冲到第一线当江豚的守护神,这需要冒很大的风险。”湖南省人大执法处处长刘帅告诉《外滩画报》。

曾有“渔霸”在他的车窗上张贴“绝杀”两字,试图威胁徐亚平。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猛抽了一口烟,幽幽说道,“屈原、杜甫就死在我家后门的汨罗江,左宗棠也是我老家的,当年他还不是抬着棺材上前线么?他们对我的影响是一生的。”

徐亚平告诉当地警方,倘若自己遭遇不测,一定要彻查“渔霸”。

“很多‘渔霸’就怕他这种拼命干、天天干的蛮劲。”协会志愿者龚北临说。

不为娘哭,为一头“猪”哭

2012年12月22日是周六,徐亚平麻利地换上棉衣和雨裤,又带着5位渔民志愿者巡湖去了。

目前,协会只有一艘简易的柴油发动机渔船,停靠在洞庭湖畔的南岳坡五码头。

这艘长约八米、宽不足两米的渔船,在浩浩荡荡的湖面上,犹如一片孱弱的树叶,随时就会被风浪打翻。

洞庭多雨水,前一阵,何大明实在看不下去,找徐亚平一起凑钱买了一顶雨篷挂了上去。整艘船上,除了一张供驾驶员坐的凳子,看不到任何像样的物件。

当天在储木场外围水域,记者先后目睹近10头江豚跃出水面,但徐亚平一个人独自站在船头,依然愁容不展。

不远处的江面上,运沙船如梭般来往穿行,严重挤占了江豚的洄游通道,而高速运转的螺旋桨更是打伤江豚的祸首。

此前一天,他执意把记者拉到了湘阴县的湘江下游段:“你自己数数有多少艘挖沙船!”

借助汽车的仪表显示,在短短1.8公里的江面上,近20艘采沙船正开足马力,疯狂采沙,被掏空的河床让江豚无处繁殖,居无定所。

徐亚平对此也无能为力:“岳阳县一年几亿财政收入,其中1.25亿来自采沙业。”

现在,他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让渔民上岸转产,“毕竟打击非法捕捞治标不治本”。

在洞庭湖扁山架,他到渔船上宣讲江豚保护,劝他们放弃非法捕捞。

渔民老廖的妻子朝他诉苦:“滚沟(一种非法捕捞工具)是我们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你们这也不让搞那也不让用,让我们喝西北风去!”

“他们说得对,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渔民上岸工作和转产转业方案。”事实上,徐亚平自己已经开辟了一块“试验田”。

去年7月18日,协会独立推进渔民上岸转产,和西瓜山渔村合作建成了“洞庭渔歌”趸船超市,为渔民提供了100多个就业岗位。

在“洞庭渔歌”的楼梯拐角处,挂着一幅徐亚平的墨宝:“且登高楼览湖景,欣看碧波跃江豚。”

“人这一辈子,少不了流泪的记忆。或喜或悲。30多年前,我偷了娘老子买米管嘴巴的5分钱,买了只同样管嘴巴的口琴,她打了我一顿,我没哭。30多年后,娘老子不打我了,她走了,我却偷偷哭了。娘老子走了3年之后,我又偷偷哭了,连哭几场,不为娘哭,为一头‘猪’哭。”

说到动情处,他的眼里倏然闪过一道光。

顾纯 本文来源:外滩画报 作者:柯文浩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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