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1月17日发表了题为《雾都伦敦给北京的启示》的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笼罩北京城的这次史无前例的空气污染距伦敦1952年的“大烟雾”(Great Smog,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几乎整整60年,这实在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巧合。
周二,北京当局报道称,在前三天污染水平屡创纪录后,该市的污染程度正在减轻。
每位北京居民心里都清楚,考虑到天气条件比较“合适”(也就说相当糟糕),雾霾卷土重来只是个时间问题。不过,有明确迹象表明,官员们终于开始承认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或许是朝着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迈出的第一步。
官方的《中国日报》周一表示,北京将日益以“北京咳”而闻名,而不是以北京烤鸭或京剧而闻名。
正如吉密欧在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的那样,促增长的压力迫使政府官员淡化或无视污染问题。因此,尽管中国出台了严厉的环保法,但它的环境水准却很低。
“中国和外国的专家都表示,中国政府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各级官员都愿为经济增长这一首要任务牺牲环境。
“体制内缺乏问责机制,负责解决环境问题的部门软弱无力,数据收集和呈现容易受到操纵,这些都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但日本、欧洲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先例表明,公众对污染问题的关切迟早会迫使当局采取行动。
伦敦“大烟雾”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伦敦人曾认为这场烟雾与之前的“浓雾”乃至之后的雾气没多大区别。“大烟雾”仅持续了四天,从12月5日到12月9日。
但当政府医学报告给出“大烟雾”导致4000人早死、10万人患病的估计数字时,舆论发生了改变。后来的研究发现,即便是这些数字也存在严重的低估:实际上,死亡人数在1.2万左右。(这些数字来自维基百科,在该网站上可以看到,学术研究对此有详实的记载。)
“大烟雾”之后,英国连续出台了多部法律,高潮则是1956年出台的《清洁空气法》。该法要求工厂减少烟雾排放,鼓励居民从煤转向燃烧产物更清洁的焦炭或燃气。
1962年,伦敦又出现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烟雾。但现代的做法慢慢确立下来,尤其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燃气集中供暖开始普及后。
中国应该认真思考下这段历史。即便是最严峻的环境问题,也能得到解决。然而,即使具备了政治意愿和充足的资源,打造人们可接受的生活环境也需要数十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