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生命是人体生命的缩影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一天早上，卡尔拉睡醒之后感觉身体不太舒服。她一直有头痛的毛病，但不是那种吃片药就会好转的普通头痛。她的头痛会伴随某种麻木感，而且现在她还注意到其它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后背有莫名其妙的瘀伤，牙龈变白，全身无力。她去看医生，但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说：“吃点儿阿司匹林试试，说不定只是偏头痛。”但是，阿司匹林并不管用。最后她请医生帮她验血。随后，她就立即被送往波士顿的麻省总医院(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一位年轻有为的医生做出了初步诊断：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A.L.L)。卡尔拉对淋巴母细胞一无所知，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要做骨髓抽样检查，但她知道什么是白血病。那可是血癌啊!她吓坏了，可能都没心思听肿瘤医生的那些宽慰话——“通常来说，A.L.L是可以治愈的。”

卡尔拉不仅住进了癌症病房，更进入了一个癌症患者的世界。社会学家伊坦·戈夫曼(Erving Goffman)曾经称病房为“一个完整的机构”，就像避难所、军队、监狱、修道院、剑桥大学那样。一个人进入其中之后，原有的身份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身份。卡尔拉拿到一个病历号码、一条腕带和一件病号服。有些医生可能会询问她叫什么名字以及她在患癌之前是做什么的，然而有些医生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因为化疗会降低患者免疫系统的抗感染力，所以她需要住在无菌的化疗病房。因此，家人和朋友的探视时间也要根据她的化疗日程作安排做出相应的调整。就这样，卡尔拉变成了一个癌症患者。

故事中提到的那位肿瘤医生名叫辛达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是《万病之王：癌症的前世今生》(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 A Biography of Cancer)一书的作者。这本书是一部癌症发展历史，回顾了史上各种癌症的治疗方法。这本书记录了人们描述癌症概念、了解其发病机制、控制癌症发展、探索治疗方法的种种尝试，或者干脆让癌症患者接受命运的安排。这本书也是一部个人奋斗史，描述了作者本人“作为肿瘤医生的成长历程”。 此书交叉叙述了癌症的发展史和穆克吉当时面临的困境。和以前的医生相比， 他坚信自己可以为癌症病人做更多事情，但同时也承认自己对前辈的体会感同身受。他知道前辈们曾经抱有的希望与经历的挫折，自己大多也都有体会。同时，他希望能了解现在的癌症患者与以前的患者相比，有哪些共同之处、又有哪些独特的困境。在他眼里，癌症本身是一个世界;卡尔拉已进入这个世界，而他本人也是这个世界的一份子。在癌症病人和肿瘤医生看来，癌症世界在他们的生活中似乎已是无处不在。正如一位肉瘤患者对穆克吉所说：“即使我已经出院了，我感觉自己还在住院。”

癌症——现代病的由来

癌症一直与人类同在，只是存在的方式不同。当然，癌症的护理与治疗方法也会与时俱进。所以，它们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身份、意义和辨识度。追溯到癌症发展史的源头，你会发现当时癌症被叫做“螃蟹”。之所以这么命名，要么是因为从肿块部位向外伸展出分叉的青筋状若蟹钳，要么是因为癌症之痛就像被蟹钳夹住一般。在前现代，癌症被称作“肿块”，即身体某一位置出现肿胀，有时会穿破皮肤形成溃疡，流出恶臭液体。古埃及人对许多会产生不良后果的肿块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古希腊人懂得区分良性肿块(oncos)和恶性肿块(carcinos)。公元2世纪，古罗马时期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医学大师盖伦认为肿瘤的形成机制是系统性的——情绪过分忧郁或低落(身体的四大“情绪”之一)容易造成癌症，而情绪不佳则是由不良饮食或环境因素所致。古时候，医生有时会为病人切除肿块，但预后比较差。在一张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古埃及纸莎草纸上，有一段关于乳腺癌的描述，结论是：“无药可救。”

罹患癌症一直都是很可怕的经历，但在当代以前，癌症并未留下深刻的文化印记。过去，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主要集中在其它几类疾病上：传染病(瘟疫、天花、霍乱、斑疹伤寒及伤寒症)、卒中(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风和心脏病)以及 “肺病”(即肺结核，19世纪时最为流行)。虽然癌症痛苦的死亡方式的确恐怖，但是在过去那种恐惧并未在大众心头占据主要位置。这就是为什么医学历史学家罗伊·波特(Roy Porter)将癌症描写为“出类拔萃的现代疾病”，为什么穆克吉将癌症称为“现代化的典型产品”的一个原因。

由于癌症的病因与神经衰弱和糖尿病的病因大致相同，癌症曾经被认为是一种“文明病”。人们认为神经衰弱是现代生活压力太大所致，而糖尿病则是由不良饮食和缺乏运动引起。在18、19世纪，一些医生将癌症(当时最常见的是乳腺癌和卵巢癌)归因于心理和行为的影响。18世纪，威廉·布臣(William Buchan)在其广受欢迎的文章《家庭医疗》中，推断癌症可能是由“过度恐惧、悲伤或负罪感”所致。19世纪的文献反复提到“癌症性格”一词，在有些版本中，还特指为性压抑。正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说，在那个年代，癌症被看作是可耻甚至下流的疾病，是不足为外人道的。在欧洲浪漫主义时期和维多利亚时代，患有肺结核或死于肺结核可能被看作是有教养的象征;但死于癌症就另当别论了。桑塔格写道，那时，“美化”癌症“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癌症是“现代病”。 这不仅因为我们从全新的角度认识癌症，而且癌症的种类越来越多。某些癌症发病率的上升显然与进入机体的一些物质有关，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吸烟与肺癌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从根本上讲，癌症死亡率上升是一个好消息：人类越来越长寿，很多传染病已不再是人类的主要死因，所以等我们罹患某些疾病时，往往已经比最长寿的前人还要老迈。20世纪初，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为47.3岁。而在19世纪中叶，这一数字还不足40。目前，在美国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的患者的平均年龄为61岁;前列腺癌，67岁;结肠直肠癌，70岁。“癌症已成为现代生活的代价，”一位流行病学家不久前写道：在美国，大约一半的男性和三分之一的女性会在某个阶段罹患癌症;目前，癌症在美国已经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第二号杀手。但是在收入水平低和平均寿命短的国家，癌症甚至未能入围前十大死因。

过去，人们只能看到身体表面的癌症。如今，我们可以从微观的角度审视癌症。显微镜、组织染色、活体检查、X光检查、计算机断层扫描(C.T.)、磁共振(M.R.T.)等技术的进步，为人类提供了诊断癌症的新方法，但与此同时，人们对癌症更加恐惧。精神病学家、人类学家阿瑟·克莱曼(Arthur Kleinman)在《疾痛的故事》一书中记录了癌症患者与医生之间的对话。一位直肠癌已转移的垂危病人告诉医生，他感觉“身体里好像有一个异己之物，‘它’正在吞噬我的身体……这些癌细胞既是我，又不是我 。”随着我们对癌细胞的了解不断深入，我们越发发现它和人类很像。和我们一样，癌细胞也想要生长、增殖，只是它们不知道调控增殖的速度。“癌症的生命就是人体生命的一个缩影。癌症其实就是我们自身病理状态的反射，”穆克吉写道，“从其分子核心的本能而言，癌细胞就是人类自身的翻版——活性强、生存力强、杂乱无章、繁衍力强、富创造力。”研究人员在超然事外的状态下，会难掩对癌症这一劲敌的仰慕之情，就像夏洛克·福尔摩斯仰慕莫里亚蒂教授那样。此书在临近尾声时，穆克吉审视了现代癌症基因学提出的各种模式。穆克吉经过一番犹豫，最后用“很美”二字来评价那些可怕的模式。

美国“抗癌战争”的开始

作为现代甚至美国的一个特色，有关癌症的故事始于1940年的一段婚姻。阿尔伯特·拉斯克(Albert Lasker)是一位家底殷实、人脉广泛的广告经理，曾为好彩香烟等公司做广告。玛丽·沃达(Mary Woodard)是一位服装设计师，毕业于拉德克利夫大学，有服务社会的理想。他们二人于1940年结婚。玛丽·拉斯克希望从事慈善事业，因此成立了一个慈善机构，致力于研究如何治愈各种疾病。拉斯克很快就接受了玛丽的宏伟目标，并鼓励她进一步打开思路、把这项事业做大。“钱不是问题，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他说，“我会让你见识一下怎么筹钱。”

这一大胆、新奇的想法是不仅要通过慈善捐助融资，还要通过政治活动融资。拉斯克于1952年死于可怕的结肠癌。在此之前，玛丽·拉斯克和她的追随者(当时被称作“拉斯克精英”)已经确定将精力集中于一个目标上，并形成相应的战略：癌症是敌人，华府是战场。乳腺癌活动家罗斯·库什纳(Rose Kushner)后来在给拉斯克的信中说道，“您可能是第一个意识到抗癌战争必须获得政治支持的人。”军事用语自此用在癌症世界里。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战役，需要巨额资金，需要以排山倒海之力与敌人对决。

如果医学研究是这场战役的武器，那么拉斯克精英需要一位医学研究人员证明这场战役非打不可，并帮助他们确定战略目标。20世纪40年代末，拉斯克在华盛顿与癌症研究专家悉尼·法伯(Sidney Farber)一见如故。用穆克吉的话说，那次见面“就像是一位走投无路、拿着半张地图的旅行者，遇到了另一位走投无路、拿着另外半张地图的旅行者。”1947年，任职于波士顿儿童医院的法伯在儿童白血病治疗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在治疗中采用的是一类叫做叶酸对抗剂的化学物质。那时候，人们认为癌症是一种因细胞分裂失控而产生的恶性肿瘤。法伯当时正在寻找能够监测和定位这种细胞异常分裂现象的物质。之前的研究显示化学战剂氮芥可用于诊断非何杰金氏淋巴瘤。现在他又发现抗叶酸剂在某些血液癌症的检测方面比较有效。虽然法伯的研究成果有其局限性，但考虑到当时癌症治疗的现状，他的成就已经非常了不起。法伯通过全身干预性的治疗使患者的病情明显好转。现代化疗法便由此而来。

玛丽·拉斯克让法伯担任这场抗癌之战的指挥官：她充分利用他的专业能力和在这个领域的权威，并将他的视野从自愿募捐转向政治行动。长达二十年的合作经历让他们知道如何调动、组织科技资产并加以有效利用。1970年，越战吞噬着美国人的灵魂与资源。理查德·尼克松意识到，由总统推动一场抗癌之战比真正的战争会更得民心、更有希望大获全胜。这场抗癌之战可能就是另一个曼哈顿工程或阿波罗计划。1971年，玛丽·拉斯克、法伯和尼克松联手推动国会通过《国家癌症法案》。根据这项法案，他们可以动用大量联邦资源，专门用于癌症研究与控制。自此，癌症与其它重症疾病在行政管理与财务支持上均截然分开。它具有独特的机构特征，有专门的政治基础，有特定的科研与临床发展计划。在联邦政治的新格局、深入人心的社会活动、财务、公司行动与科学的共同作用下，现代癌症世界形成了。可通过政治活动来实现对一种疾病的治疗——拉斯克的这种意识改变了游戏规则。

手术、放疗与化疗

治疗癌症基本上有三种方法：手术切除;使用放射线杀死癌组织;化疗(向人体内注射具有细胞毒性的化学物质，可摧毁癌细胞，但不会对正常细胞造成过度损伤，以致于药物成了毒药)。这三种治疗方法可随意联合应用。这是一场苦战，对战斗成果也不易评估。如果一位现代肿瘤学家认可目前的进展，又谦逊认可前辈的知识与疗法，那是可以理解的。但穆克吉对这种情感基本上持抵制态度。他能理解那些无效疗法，但同时也对这些疗法无力帮助的癌症病人深表同情。

说到他故事里的英雄人物，就不得不提那些化疗专家和生物医学家。他们孜孜不倦地寻找特定的药物靶向因子。穆克吉的书里很少提及外科医生，唯一提到的就是外科医生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William Stewart Halsted)，他是一个真正的冷血人物。19世纪90年代，这位仁兄开始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对患者进行彻底的乳房切除术。这种手术之所以被称为“彻底”，是因为其手术的目标是清除癌症的“根基”。霍尔斯特德瞧不上所谓的“善意的错误”。于是开始在手术中切除更多组织，包括乳腔周围的肌肉以及锁骨上下方的淋巴结和腺体。他的这种做法实在令人毛骨悚然，简直就是在拿女子的身体玩一场外科手术的对赌游戏。

他这种彻底的手术切除法并不管用：病人的存活率并不取决于手术切除范围的大小，而是取决于术前癌细胞转移范围的大小。如果癌细胞已经通过淋巴系统或血液循环系统扩散到其他部位，那么医生有必要切除大块的组织。如果癌细胞尚未扩散，那么乳腺癌患者委实不该挨那么多刀。然而，在霍尔斯特德所处的时代，外科领域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炫技。所以，他本人认为术后没有出现“局部复发”的手术才是一个成功的手术。当代历史学家试图搞清楚为什么前人会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当然，现在我们并不认可这种做法。但有些人并不去评判历史上哪些人犯了傲慢自负的错误，哪些人犯了忽视已有证据的错误。穆克吉认为，霍尔斯特德很清楚事实是什么，只不过选择视而不见罢了。

随着实践的深入，医生慢慢知道哪些部分需要切除、哪些部分需要保留。20世纪20年代，英国医生杰弗瑞·凯恩斯(Geoffrey Keynes)采用一种相对保守的手术方式，被戏称为“乳房肿瘤切除术”。在美国的霍尔斯特德派医生看来，这种手术方式魄力不足。但到20世纪80年代，医学界开始承认，“简单乳房切除术”和彻底的乳房切除术的治疗效果在统计学上完全在伯仲之间。后者令患者身体严重变形，还会损伤乳房周围的组织。不仅如此，穆克吉还在书中提到，这些人“在存活率、复发率或死亡率方面并无明显优势。”

化疗也是如此。手术残忍程度与治愈率之间的关系一直都不明朗;良知也并非一直不受谴责。在化疗方面日积月累的经验让人们确信：要对付聪明狡黠、适应力强的癌细胞，必须使用由不同细胞毒素组合而成的“鸡尾酒”药物;必须在病情出现缓和以后继续进行长期化疗;必须采用可能会带来巨大痛苦、造成生命危险的药剂量。苏珊·桑塔格本来患的是乳腺癌，但最终死于血癌，就是因为乳腺癌化疗时用药量过大所致。

化疗医生同样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困境：他们的首要任务到底是尽量减轻病人的痛苦，还是寻找彻底治愈癌症的治疗方法。如果特定患者承担的风险可能会为今后的患者带来福音，那么科学实验与人文关怀之间的界限便模糊起来。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那种实验性化学疗法时，穆克吉描述了当时的医生如何做出饱受争议的决定：为儿童白血病患者调制出骇人的有毒性的混合药剂;然而面对孩子要承受的痛苦，主治医师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多年以后，随着癌症治疗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人们的良知也日益觉醒。一位肿瘤科医生承认他们的做法存在危险性：“我们很可能会把那些孩子全部杀死。”从战后发展至今，化疗医生的困境是如何平衡两种需要：最佳人文关怀的需要与改变现状的迫切需要。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患者开始坚决要求做实验研究的“小白鼠”。很快，一些晚期癌症患者也开始效仿他们。如今，在癌症晚期，人文关怀与医学实验常常都是一回事。

癌症疗法与癌症科学：殊途同归

长期以来，医学在本质上一直存在这样一条软肋——医学究竟是一门面向未来的科学，还是一项立足当前的人文关怀实践?如何在以下两种需要之间实现平衡：理解某一疾病的基本机制的需要与利用现有知识与疗法救治当前病人的需要。以悉尼·法伯为例，他接受这样一种理念，将抗癌之战看作是一种手段，让人们坚持以立足当前、治病救人为首要任务：远在人们了解阿司匹林的作用机制以前，此药便被用来缓解头痛。也许在医生搞清楚癌症的发病机制之前，人们就已经攻克癌症了。穆克吉写道，在20世纪60——70年代，当时的医生在并不确定其基本机制的情况下，便应用了“具有细胞毒性的药物大杂烩”。这种疗法“为了清除体内恶疾而不惜将患者推向死亡的边缘”。从实用的角度来看，癌症疗法与癌症科学基本上分属于截然不同的领域。

在抗癌之战启动之初，上述情形被抬上政治层面。尼克松不仅想要打赢这场仗，还希望借助这一项目为美国科学界树立标杆，使之顺利发展。对于如何组织和引导科学研究活动，科学家可谓 “一窍不通”。抗癌之战意在成为未来美国科学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里程碑——不是“探索无穷无尽的科学前沿”的基础研究，而是一种企业家精神，要致力于于解决当前获政府批准的国家目标。

可是，还没摸清敌人底细便对其开战，并非易事。如果敌人自己不肯露出真实面目，你就得为你想要发起的战斗构建出一个特征明确的假想敌。这就是抗癌之战的真实情况。穆克吉说，它为一个可以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敌人赋予了确切特征：“癌症，这一千姿百态、变化多端的疾病，被彻底改头换面，成为一个单一且单调的实体。”从这个角度看，若要拿打击恐怖主义和抗击纳粹德国的战争来打比方，那么抗癌之战和前者更为相像。

20世纪70年代，多数癌症研究专家已经认识到癌症具有多样性。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科学家们通过科学研究和临床研究进一步加深了对癌症多样性的认识。人们发现癌症有一系列复杂的发病机制。如果认定所有癌症都是恶性肿瘤，那么癌症治疗只能就此止步。将病人的身体变成“自由开火区”之类的东西，随意试验，得到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到1980年代，科学家普遍认可肿瘤医生盖伊·法盖(Guy Faguet)的说法，即化疗法那种“杀死癌细胞的模式”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因此，应该找一种新的治疗方法，这种方法不仅能杀死快速分裂的细胞，还可以专门只对付癌细胞。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更好地理解癌症在细胞与基因层面的致病机制。所以，癌症科学与癌症治疗是密不可分的。

读穆克吉的书，就像是在听一位业内人士娓娓道来，能让人深切体会身处现代生物医学最前沿并将新知识与新技术应用于临床治疗的感受。比如，他讲述了悉尼·法伯的一段经历。1947年，法伯在等待第一批抗叶酸剂药物氨喋呤到货期间，眼巴巴地看着一位2岁的白血病患者的病情日益恶化。之前，法伯给他开了了另一种药，但没有任何效果。后来，病人变得“越来越虚弱。由于脊髓受到压迫，他走路开始一瘸一拐。随后，出现关节痛并且转移到其他部位。后来，癌细胞侵入患者一侧的股骨内，引起骨折，造成撕心裂肺的剧痛。”穆克吉还让读者了解前人对癌症的理解模式，读者甚至还能切身体会霍尔斯奈德那种自以为是的感受。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很难想到有几本书能像《万病之王》这样对现代科技做出如此睿智的解读。《万病之王》，成就卓然!

抗癌之战的利益纠葛

穆克吉是一位能干的导游，带领读者在连接科学、政治与慈善募捐的迷宫里自由穿行。这正是拉斯克精英及其后来者探索的模式。但是，对于现代美国癌症世界中的一些重要成就，书中几乎只字未提。现代癌症治疗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因此，抗癌药物被视作美国各大医药公司未来的摇钱树。如果这些药物真能治愈癌症，哪怕是大幅缓解癌症患者的痛苦，那么药物开发费以及病人和保险公司为此支付的成本也都值了。但是，绝大多数新药的效果都很一般。一种叫做“得舒缓”的药物造价高达2.6万美元，却仅能让胰腺癌患者的寿命延长12天。前面这个例子所涉及的问题当然会包括“生命有多可贵”之类的问题，但还要考虑什么才是降低癌症死亡率最佳、最有效的方式。

除了反对吸烟运动之外，此书基本上没有谈及癌症预防的问题。穆克吉说他了解癌症的“成因”。他所说的“成因”其实是指基因和细胞的作用机制出现问题，而不是导致基因突异的环境因素。在这方面，他与历史学家罗伯特·普罗科特(Robert Proctor)不能相提并论。罗伯特在《癌症战争》(1995)一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很多人都知道癌症的成因，而且知道这事不是一天两天了。引发癌症的罪魁祸首是那些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们体内的化学物质。”流行病学家德芙拉·戴维斯(Devra Davis)在《抗癌之战秘史》(2007)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政府对环境致癌物的不作为，其根源在于工业化学品公司对政府施加的影响。这些公司既包括靠“杀虫剂和其他致癌化学物质”牟利的公司，也包括靠抗癌药物牟利的公司。根据对癌症成因的不同解读，抗癌之战可能有不同含义：也许是更多的基因改良或环境治理，也许是进行饮食改革，也许是推行绿色政治。

不过，对于长期以来各种抗癌承诺屡屡未能兑现，穆克吉提出了颇有见解的质疑。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前所长曾说过，“人类从来都不缺乏想象力，认为自己已经达到历史之巅。”但是，穆克吉不会那么不切实际地考虑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在癌症治疗方面表现如何呢?他的答案是——可以说“更好”了。他知道很多同事认为：“我们已经输掉抗癌之战”;虽然我们能够治疗某些癌症，但是其他癌症的死亡率却在上升;很多没有任何不适症状的人必须进行癌症筛查(参与者人数的不确定性、成本与风险)以提前预防，哪怕因此能减少一例死亡也好。但是，穆克吉让自己怀揣希望，并且承认癌症患者需要希望，而且一些问题必须要通过医生与病人协商来解决。

面对未来：希望在心间

卡尔拉的情况如何?她很好。在穆克吉确认她的病情首次出现缓解后的第五年，他驱车去她家登门拜访。穆克吉不仅给她带去鲜花，还带去了好消息：她最新的骨髓活体检查结果为阴性。肿瘤医生向来非常谨慎地使用“治愈”一词，但她获得了他的批准。因此，她可以把自己归入治愈一族了：用5年的时间彻底康复，还有比这更棒的消息吗?

穆克吉认为，基础癌症科学为人类掀开的不是又一个假黎明，而是历史隧道尽头的那片光明。如今，我们在“杀灭细胞模式”的基础上找到了新出路：以基因科学为基础，开发应用靶向性更强、无毒副作用的化疗技术。宣传攻势很猛的抗白血病药物格列卫，正以基于基因技术的现代抗癌英雄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设计合理”的药物，其特定针对一种已知的致癌基因。格列卫的研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这之后，人们发现这种药物对一种名叫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的血癌疗效显著。格列卫的抗癌效果如此显著，以至于在肿瘤医生中有“前格列卫时代”和“后格列卫时代”的说法。他们还告诉病人，如果“下辈子”他们一直服用格列卫，那么他们是有希望“寿终正寝”的。C.M.L是一种罕见的癌症，但正如一位肿瘤医生所说，“格列卫证明了一个原理的科学性，说明了一种方式的有效性。”

格列卫是成为某个强大原理的佐证，还是再次沦为一个失信的诺言，还需拭目以待(有些病人会对格列卫产生耐药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人们仍在研发新的抗癌药物。)。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姑且让我们允许自己满怀希望。假设我们真的正在进入一个黄金时代，这里的抗癌药物设计合理、靶向性强。那么，在不久的将来，癌症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那将是一个美梦成真的时代，癌症变成像糖尿病、高血压甚至艾滋病(假如抗逆转录病毒的药物供应充足的话)一样的普通慢性病。但是，那些还未被诊断出患癌的人怎么办?在现代癌症世界里，那些有幸一直服用格列卫的病人只占一半。在这个癌症世界里，还有很多需要接受癌症筛查和检测的人，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外部环境和体内潜伏因素(基因编码)会损伤细胞。这是一个充满“风险因素”的癌症世界：宫颈涂片检查、一年一次的乳房X光检查、前列腺特异抗原检查;结肠镜检查;等待结肠息肉活检结果;因为烧心被认为是食道癌的危险因素，每日服用定量的奥美拉唑;甚至还是一个了解自己的基因组的世界;一个接受预防性乳房切除术的世界。

在这个人们普遍关注风险因素的世界里，癌症是可以预防的，但同时也会有更多人进入“癌前期”的焦虑状态。历史学家、医生罗伯特·阿罗诺维茨(Robert Aronowitz)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一个生动说明：一位58岁的妇人被诊断患有乳腺癌，做了乳房肿瘤切除术。紧跟着，她又接受局部放疗以及几个月的化疗。在随后的5年里，她一直服用抗雌激素药物它莫西芬。做完上述治疗之后，她开始考虑要不要换另外一种激素疗法、换用哪一种、多久做一次M.R.I.或乳房X光检查等。她是乳腺癌幸存者团体中的一个积极分子，密切跟踪网上有关乳腺癌治疗的最新进展。与此同时，另一位与她同龄的女子没做过乳腺癌诊断。不过，由于这位女士进入了更年期，她已经连续好几年服用雌激素药物。现在，医生让她不要再吃这类药物，因为雌激素可能是诱发乳腺癌的风险因素。从40岁开始，她每年都做乳房X光检查。4年前，她发现X光片有异样，于是抽取活组织进行检验，虽然检查结果为阴性，但她的焦虑感却愈发增强。她上网到处查找有关乳腺癌风险因素的信息。当看到它莫西芬能够预防乳腺癌进一步发展的广告后，她大吃一惊，并因此相信自己存在很大的患癌风险。第一位女士是癌症患者，然而第二位并没有罹患癌症。但是，她们的遭遇却惊人的相似。

卡尔拉告诉穆克吉：“癌症只是另一个自我。”如果有这么一个世界，癌症就如同普通的慢性病一样可以控制，那该多么美好啊。但是，一个人人都关注风险因素的世界、一个人人都以为自己有患癌风险的世界，就毫无美好可言了。在这样的世界里，某些恶性疾病可能会减少，但同时也会有更多健康人接受治疗。如果检查癌细胞在人体内扩散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癌症在文化中的疯狂传播，那么这将是一场怪异的胜利。（来源：译言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