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探索10月14日报道 最近你是否有过真实精彩的迷路经历?趁早享受这种乐趣吧,因为要想迷路只会越来越困难。
作为一个好奇的物种,我们总想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可是,现在我们几乎没法儿不知道——电话、电脑和卫星导航系统随时确定我们的坐标,而通过这些工具我们无意中就追踪到了自己的位置。一旦我们获得了财富和影响力所带来的特权,地图这类精确定位工具突然就像是天赋之权,要是有什么东西未能满足我们的期许(来跟苹果地图打个招呼!),那简直就像剥夺我们的权利,让人真正地感到迷失方向。
现在25岁以下的年轻人大多难以记得自己使用折叠式地图是什么时候的事了(起码从商店买回折叠地图以后,再也没将它好好折叠回去了)。不过我们清楚的是,现在最具影响力的地图正躺在一群截然不同的制图者手中。
我们不能用传统意义(比如用小心绘制的坐标和等高线以及可供辨识的符号和重要地标来表示陆地)来判断这些制图者。新式地图是由技术人员和像素专家绘制而成的,比起例如曼彻斯特或芝加哥在地图上的某些部分,他们更关注屏幕载入速率。
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人们的激烈反应。比如OpenStreetMap这样的组织能够在世界地图上增加特定区域或本地资料,从而让每个人都成为维基百科式(wiki-style)的数码制图者。因特网充斥着人们对手绘地图全新而强烈的热情,它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更为个性化,通常也更为幽默的视角,胜过以往与大幅地图相伴所带来的完整一致之感。
但现在,我们确实都处于自家地图中心,这既有益处又显得自我。一千年以前耶路撒冷位于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又或者,倘若是中国,那么中心就是幽州。可现在,位于中心的是我们,是我们手持设备上那个跳跃的绿点。我们不再“从A处行至B处”,而是“从我所处的位置出发到B处”,只有内心充满怀旧的向往时,我们才会在家中或于车中在膝盖上展开地图。
当我们握着手机从城市的一头到另一头时,很有可能都用不着查询地图。这种习惯的丢弃是历史性的,涉及全社会的,也会是永久性的(就像某个有才的推特网友所说,全古巴的茶叶也换不走我的苹果地图)。坐在车里,GPS可以令人愉快地将我们从一座城市引导向另一座城市,我们可能在到达目的地后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如何到达的。在从伦敦往康沃尔(Cornwall)的途中,驾驶者可能会因收听有关巨石阵的广播资料却没有发现它们就在自己的右手边从而错过了,就因为它没有在卫星地图上显示。现在我们更倾向于看向前头几码的位置,这个距离比当初我们祖先居住洞穴时瞭望的距离要短。
同样还存在另一个问题:数码地图可能正在缩小我们的大脑。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指出,可能是地图绘制而非语言的发展促进人类大脑的进化越过了其他猿类未能逾越的关键障碍。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地图一直起着关键作用,并引导我们向更具人类特征的方向前行,它们还在继续记录和占据着我们的历史。
也许,要说我们的空间能力和观察力以及路标记忆能力的下降会减小海马体区域(它起着此类技能的“机舱”作用),下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但这种可能性很大。对出租车司机大脑的一项检查已表明,可认为该区域的巨大扩张源于对大量街道规划的记忆。
伦敦市的手绘地图
在这个数码世界里,生活的改变几乎已经超出认知范围,但最显著的改变是遍布世界追踪自己所走的路途并且让他人追踪到,这种改变已经悄然发生在我们身上,再也回不去了。而这还只是最初级的阶段。我的朋友杰里·布罗顿(Jerry Brotton)是个制图历史学家,最近他发现数字地图尚处在“点阵式打印机阶段”,也就是说,它还处于早期充满错误而又零散的阶段。
无疑,大范围准确而具有个性化特征的数字地图会越来越多,而制图公司也会更进一步融入我们的生活。地图以及定位装置大概是所有新式数码装置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而具有此优点的主力军将更加商业化。
谷歌地图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那听上去颇有田园气息的地方——芒廷维尤(Mountain View),但是,当我前往探讨地图未来命运时,我被带到了一个无窗会议室,这间会议室是以某位著名探险家命名的。接着我意识到,所有的房间的命名都类似,而这家公司用好玩的木制指示牌为员工指路。
这种指示牌只有几年历史,但它经过边缘切削,看起来像是大卫·克洛科特(Davy Crockett)用过的旧物,而刻在牌子上的那些名字则讲述了卫星取代指示牌以前那些英雄人物对这个世界所做的不可磨灭的贡献。马可·波罗(Marco Polo)是其中一位,另外还有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麦哲伦(Magellan)、刘易斯(Lewis)、克拉克(Clark)以及沙克尔顿(Shackleton)。这种标示很漂亮,想法也很巧妙,不过说到底它为了说明,现在谷歌才是老大,把它那些呼风唤雨的老板带去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继而,也引导着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游遍全世界。(来源:译言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