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禁忌
D.D. Rogers是一位56岁的奶奶，她的HIV测试呈阳性。她以前常住在安那卡斯迪亚的马克斯·罗宾逊中心的马路对面，因为方便治疗。
尽管住的地方离马克斯·罗宾逊中心很近，但Rogers每次都会先绕一大圈，步行经过马丁·路德·金大道的那些老旧的砖式建筑，然后才从中心的后门进去。因为她不想让人看到。
“我还记得人们在窃窃私语，”Rogers回忆起那些对话。“一些女士说，‘啊，她得了那个病’，这些话深深地伤害了我。”
但最终，她还是鼓起勇气直奔主题，直接横穿到马路的对面。2010年，Rogers从这个诊所的前门走了进去，并询问那里的主管Siham Mahgoub，她是否可以成为一名志愿者。
这座建筑在这一带小有名气。在1960-1970年代，这个中心是一个殡仪馆，附近社区的人们常常在这里祭祀逝去的亲人朋友。1993年，人们开始更关心生存，而不是死亡，这座位于马丁·路德·金大道的建筑被更名为Max Robinson Center——以一位死于艾滋病并发症的新闻记者的名字命名。
和外面街道的感觉不一样的是，这个中心的里面令人感觉温馨。Rogers和其它经常来诊的病人在候诊室里握手和拥抱着，互相寒暄。而楼上更大一间房里，是一群更虚弱的病人。
Rogers长期在这里志愿工作，去年转职成为正式员工。她被Positive Pathways组织雇佣，为病人提供一对一的服务，以解决特区病人治疗配合度低下的问题。
“她从这所诊所得到了鼓励，”Mahgoub博士说。“她已经有许多成功的案例。”
在提及以前的种种担忧时，她说，作为一个社区卫生工作者，正是以前的种种顾忌，令她能设身处地地为病人考虑问题，与他们走得更近。
“一位女士，因为过于害怕而不敢前来参加治疗和会诊，因为她以前常常在这一带骗人和贩毒，”Rogers说。“但我用折中的办法帮助她，我们另选治疗场所。”
她经常和忧心忡忡的客户在快餐店里见面，喝喝咖啡和果汁，而不是在诊所里见面。她说。或有时她也会角色扮演，她假装成病人，而病人却假装成陪同她前来治疗的朋友。她对这些毫不不在乎，她真正在乎的是她的客户能一直参与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
“我告诉他们，‘我是过来人，曾经和你们一样，’”Rogers曾经长期对霹雳可卡因上瘾成性。“但你不能因为仅仅有了这个病而放弃生活。”
最近在Robinson中心地下室举行的一次会议中， Rogers和同事们开怀朗笑。他们说，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打开心扉畅谈自己的状况，心中的禁忌就会被打破，对艾滋病的误解也会随之消失。
但实质上，有些工作者自己也没有办法打破这些忌讳。当被问到是否会公开自己的HIV阳性的状况时，Rogers的一位同事摇着头说“不”。她说，她害怕会连累到在附近的一所私人学校上学的孙子，他可能会受到同学的排挤。
特区艾滋病管理中心的主管Pappas说，忌讳问题在哥伦比亚特区比在非洲地区更严重。“没有人会谈论起艾滋病——我们仅能在教堂教会让人打破禁忌，而几年前非洲已经实现了。”
他说，哥伦比亚特区在许多方面仍然要学习国际社会抗击艾滋病的成功经验，无论是以教堂为渠道，还是以上门检测的方式。但他同时指出，七月份前来华盛顿出席国际艾滋病大会的专家们将会看到一个积极抗击艾滋病的城市，几年来，华盛顿已经取得不小的进步。
十年之后的现在，华盛顿或令人刮目相看
从国会山到安那卡斯迪亚河地区，社区教育组织是表现最出色的社区组织之一。Young是这个组织的主管。她对以前抗击艾滋病的日子记忆犹新，那时Martin、Hader和Greenberg这些专家还没有来。
“那时的抗击方式很野蛮，像西部大开发一样，”她说。“谁先进入那个领域、谁喊得最大声谁就能拿到拨款和资助。不论你是对是错，不论你所做的一切是否徒劳无功。有人喜欢你，你就能拿到资助。而且没有任何基础设施和监管。”
曾经参与PEPFAR计划的专家们回来后，Young的组织开始走进社区，并尽可能多地开展HIV检测。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把HIV检测和治疗无缝对接起来。
社区教育组织一年能培训30名HIV检测员，而培训员必须是来自第6、第7或第八区——这也是检测员们最终工作的区域。新领到培训合格证的检测员会与其它HIV组织一起工作，但也有很多与Young一起，走向大街小巷、大学，甚至是教堂，为人们检测HIV。
“大家应该明白，现在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已经不再是10年前的样子了。我们虽然来迟了，但艾滋病的流行确确实实的被控制住了。”Young接着说，非洲和华盛顿的经验应该推广到整个美国。她对发展前景非常有信心。
“要不是有PEPFAR，我们就不会有国家艾滋病战略，”Young说。这个战略“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专业知识；需要联邦、政府和社区的合作，以及每一个人的努力，去扭转形势。”（来源：GlobalPost 编译：DODO）
本文来源：网易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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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