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很多专家都慷慨激昂地宣称，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用于衡量公民是否真正幸福是存在缺陷的。比如奥巴马总统提名的世界银行(World Bank)行长金墉(Jim Yong Kim)就警告说，对GDP增长和企业利润的追求，实际上恶化了千百万人的生活。
鉴于这种日益强烈的担忧，奥巴马政府正在资助制定新型幸福指标的研究工作。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一个专门小组正在分析调查美国人“主观幸福感”的各种建议，调查结果被认为可以指导联邦政府的决策。但构造一个联邦幸福指数将是一件棘手的任务。
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正在为这个小组提供咨询。衡量情绪远比数人头困难，但据笔者1980年在伊利诺伊州南部为人口普查局工作期间的了解，该局连人头都没有数好。只要调查员不因为酗酒或公开耍流氓而被逮捕，下班前拿着一大摞填好的表格回来，上司就会满意。
还有其他危险需要考虑。联邦人员会不会像他们对待失业率那样操纵幸福统计数据？如果有人没在之前六个月主动寻找快乐，那么他们会不会被正式排除在官方统计之外？政府官员会不会炮制出“季节性调整”来忽视掉绝望感的月度波动？
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有理由指望联邦幸福指数比通胀率更可信吗？官方情绪调查会不会忽略掉中年男人因脱发而产生的任何不幸福感，就像消费价格指数常常忽略居住和食品价格的上涨一样？
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现在通过据称与消费产品质量提升相关的“用户体验调整”(hedonic adjustments)来压低官方通胀率。那么联邦人员或许又可以通过加入额外的满足感来提高幸福率。在他们看来，如果人们确实意识到到政府为他们所做的一切美好事情，这种额外的满足感就会存在。
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去年11月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一些顶尖的幸福感调查专家(包括美国国家科学院专家组成员)暗示说，决策者可能希望对公众进行教育，然后拿出衡量标准，这样他们也许就能宣布，幸福指数从7.2增至7.4与GDP增长两个百分点具有相同的意义。但问题是，拿出这种衡量标准是否能对公众产生足够的“教育”作用，使之不再专注于经济衰退给他们带来的痛苦？也许不能，除非同时让他们服用大剂量的抗抑郁药百忧解(Prozac)。
那些仍对联邦统计数据顶礼膜拜的人们应该还记得过去几年的“乘数作用”。我们当时被告知，美国2009年经济刺激方案所花掉的每一美元都会在经济活动中产生1.57美元。每一美元的食品券会在经济活动中产生1.84美元，每一美元的失业救济会产生2美元。根据这些公式，美国经济两年前便实现了强劲复苏。
如果用“主观幸福感”调查来指导联邦政府的决策，我们可能会被告知：别担心，入不敷出的花钱方式会自动产生一个2.4的“幸福乘数”。这些乘数会带来多大的扩散作用将仅取决于有多少社会科学家希望获得联邦补助以制造出这些乘数。
政客们将利用幸福感调查作为杀手锏，以反对一切试图限制财政支出的努力。试想，如果一位监察长发表报告称政府的一个支出计划不合理，那么国会议员们便可援引幸福感调查结果进行回应。因为调查显示，对该计划高尚意图的华丽渲染让民众涌起一股巨大的满足感。到那时，像美国志愿队(AmeriCorps)这种只是为了创造就业而设立的可有可无机构，可能会摇身一变，成为“创造幸福”的功臣。
上世纪30年代，人们常说，我们不可能通过挥霍致富。同样，我们也不能用统计数据来自欺欺人，让自己觉得这个国家充满着快乐。（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本文来源：网易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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