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男是“群体性事件”的替罪羊

北大教授李建新日前发表言论：“男性适婚人口绝对过剩，他们有旺盛的生理需求却又无法通过正常途径满足，这样一个被社会遗忘的底层大众，若没有必要的“安全阀”，必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实际上，近年来频发的群众暴力事件背后，往往有“剩男”的影子。”但教授这样简单的将剩男与“群体性事件”相连可以说是“有据却少理”，忽视了社会环境的决定性作用。

剩男处于雄性激素分泌的高峰年龄，是“群体性事件”的主力

“剩男”大抵是年龄在30-45岁之间却未成家的男性；另一方面，奥地利泌尿学会在1994年，欧洲男科学研讨会上就明确提出了男子体内睾丸酮水平自55岁起才开始显著下降；“剩男”正处于一个雄性激素分泌高且身体状态巅峰的状态，所以“剩男”天然的就容易成为“群体性事件”主力。这一点在1992年的洛杉矶暴乱、年初的伦敦骚乱和之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上都有体现，虽然三个事件的导火索不同，但结局都惊人的类似，参与事件和最后因为事件被捕的绝大多数都是未婚男性。而伦敦经济学院人口学教授迈克尔•莫菲的研究结果更为惊人：他发现未婚男性的死亡率要比已婚男性高出2倍；而在群体暴力的参与率上，男性则要高出女性4倍。

1927年，芝加哥大学教授弗莱德•科赫首次从近200公斤牛睾丸中提取出20毫克雄性激素，这头牛的确是好斗的角色。最近一期的英国《皇家学会哲学汇刊B辑》刊上发布了一项综述性研究结果显示，男性从幼年起就更易通过暴力解决问题，而这种情况几乎持续终生。来自英国牛津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认为：尽管比较极端的暴力和情绪化特点在男性角色的演化过程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在现代社会却不一定能行得通，因为现在暴力和情绪化问题经常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成为攻击事件和骚乱的导火索。

一份《美国科学院院刊》研究报告指出，美国西北大学对一群21岁-26岁间的624名菲律宾男性进行将近5年的跟踪研究（2004年-2009年），在这期间他们有一部分人进入了稳定的婚姻关系并且成为父亲。结果显示成为父亲后的男性睾丸激素平均下降26%-34%，而没做父亲的单身男性睾丸激素因年纪渐长下降水平只有12%-14%。一些灵长类动物的研究也显示，当一个父亲闻到他自己孩子的气味，其睾丸激素会在数分钟之内下降。这一转变是为让男性从雄性激素的进攻性控制下解脱出来，成为更有配合力、温柔的看护者。

雄性激素既是暴力激素也是成就激素：好斗的男人更成功收入更高

可雄性激素不止是黑暗的：利物浦大学的艾玛• 纳尔逊博士和她的同事就通过对比的阿法南猿、始祖地猿、尼安德特人和早期现代人的化石证明了“很黄很暴力”的雄性激素正是人类在进化树上脱颖而出重要原因之一。

在现代社会，雄性激素也和成就相关。今年年初，英国进行了一项探究雄性激素和成就之间关系的调查：调查对象有3万人，其中男性2万人，女性1万人。问卷内容包括：个人收入状况、工作性质、什么时候会谈论性话题、谈论性话题包括哪些方面等等。结果发现，受调查者的收入与谈论性话题的次数成正比，越关注性的人收入越高，谈论性的次数也更多。

当然，雄性激素带来成就同样适用于“女性”。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新规就是针对雄性激素而定，国际奥委会药物委员会规定：“法律意义上的女性只有在其雄性激素水平低于男性时方能参加女性竞赛。”该规定的直接导火索就是2009年，南非著名田径选手卡斯特尔•塞门亚（Caster Semenya）夺得世界锦标赛800米冠军，但之后由于奥委会对其睾丸酮水平过高的问题进行调查而被剥夺金牌并且禁赛。虽然她的雄性激素过度是由雄性激素过多症（hyperandrogenism）引发的，但也证明了雄性激素与成就的关系，尤其是在体育运动上。

所以，一个社会将“雄性激素”导向“暴力”是种悲哀。“剩男”愤怒的荷尔蒙会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同样也可以成为成就的助推剂，社会环境才是决定“剩男”是爆发还是成功的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