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印度公司在英国国会建立了一个游说团队
东印度公司在英国国会组建了一个东印度游说团队，该游说团队与东印度公司的业务或创建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艾德蒙·伯克眼里，这个游说团队是英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游说团体。麦考利勋爵如此写道：“只要是能在国会帮助或诋损东印度公司的人，不论是阁僚、情妇还是牧师，东印度公司利用披肩、丝绸、鸟巢、玫瑰花油、钻石甚至装满金币的钱包作为礼物送给他们，为的就是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每当英国政府面临财政危机时，东印度公司总能及时地向英国财政部提供资助。乔治·丹普斯特是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之一，他对此用一句话描述道：“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政府的造币机器。”
东印度公司在英国之外也是与政客打交道的好手，他们的商业人员擅长行贿；例如，东印度公司的商业人员为苏丹的各个酋长都进贡了一名英国处女，要不是詹姆斯一世国王对此事进行干预，这种事情会一直进行下去。如果贿赂手段在国外不起作用，东印度公司就采取武力来解决问题——东印度公司利用印度的税收养活了一支军队，其目的就是为了教训不听话的外国统治者。其实，东印度公司也发现对付令人讨厌的统治者的有效武器就是金钱，在英国如此，在国外也是如此。在一段时期里，每当英国政府缺少税收来源，东印度公司成为了防止英国政府破产的最后的保障。
占据垄断地位的国有控股企业的规模会变得越来越大，而企业的竞争意识却会逐渐丧失。公司是一种典型的经济组织形式，现代的公司管理人无一不遵循节俭办企业这一原则。在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初的头二十年，托马斯·塞密尔先生这位东印度公司的主管人并没有管理东印度公司的经营活动。在东印度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组织时，其管理组织仍然保持了较小的规模。东印度公司英国总部的人数在1785年是159人，而到1813年也不过是241人，而东印度公司在发展高峰时期的员工人数达到了数百万人。东印度公司的历届经理人都强调节俭的重要性，东印度公司的历届领导人都注重经济活动的节俭和管理程序的简化，并且东印度公司有周期性的精简开支活动；例如，在1816年，东印度公司总部就将星期六的半天班转变成了全天班，而且还撤销了一年一度的龟肉宴。
保持企业竞争意识并非领导英明而是公司生存的本能
东印度公司成功地保持了企业的竞争意识不是因为其领导人的英明，而是出于是公司生存的必要。在当时，向国外发送的一封信件并要得到回信这一过程要耗费两年的时间，东印度公司在国外的工作人员对国外实际情况的了解比呆在英国总部的高管要好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东印度公司英国总部维持一个小机构的模式，其工作效率反而要好很多。
东印度公司还创作了一种被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成为“张弛有度的管理模式”。一方面东印度公司让自己的员工与自己紧密联系在一起，以防止他们工作出轨，东印度公司教会自己的员工各种业务技能，连如何将货物捆绑结实这样的技巧都地教给员工；另一方面，东印度公司通过向员工下放经营权来提高管控水平，东印度公司的每个员工都有权以自己的方式执行自己的订单，而且还可以用自己的账户支付或收取货款。这些措施让东印度公司成为了事实上的两种组织结构：一个以在英国伦敦总部为中心的公司，另一种是遍布东半球，以各个地区主管为中心的营销网络。很多公司人在这种管理体制中过得如鱼得水，他们成功地让自己成为了富翁，在那个被称为“富裕年代”的时期，东印度公司员工购买的豪宅在英国乡村随处可见。
东印度公司给英政府的回报是：金钱和精英教育（管理理念）
东印度公司回报给英国政府的不仅仅是上缴的税金和关税，还有新的管理理念。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东印度公司堪称是管理艺术的创新团体，在某些管理方面，东印度公司的创新比英国政府还要多，欧洲其他国家的管理系统还比不上比英国政府，只有英国的前北美殖民地在管理创新方面超过了东印度公司。伯克评价道：东印度公司的对管理制度进行创新，英国政府对这些新制度进行推广。
如果一家企业与政府有着紧密联系，该企业不少员工将是能力平庸的官二代。而东印度公司尽力避免让这些官二代进入公司；在东印度公司的规模和效益达到顶峰时，东印度公司首先采取任人唯贤的用人措施——东印度公司对员工职务的安排都是以员工的工作业绩为依据；此外，东印度公司还招聘了英国一流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包括爱德华·斯雷奇、托马斯·勒夫·皮科克、詹姆斯·斯图亚特·米尔和约翰·斯图亚特·米尔。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在十七岁时就接受了相当于当时印度中央政府的东印度公司管理部门，就如同他的父亲所作的那样，约翰·斯图亚特·米尔成功地开展了管理工作，一直到东印度公司被撤销。
此外，东印度公司还建起了自己的对口大学——凯雷伯利学院，凯雷伯利学院为东印度公司招募并培养聪明的英国高中男孩，这些男孩最后都进入了东印度公司，并成为该公司管理印度的中坚力量。当维多利亚女王对东印度公司的态度发生转变，进而强烈反感东印度公司这一阶段，由这些高素质凯雷伯利学院毕业生组成的公务员设法延长了东印度公司的生存时间并且为后来的印度政府设立一个公务制度的样板。
东印度公司一直认为自己为私人和公众提供了一个最好的环境——一方面，东印度公司让英国的商业繁荣，另一方面，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保障英国政府的安全和尊严。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最好的环境会在一夜之间转变为最差的环境。
国有化的危险
最后，导致东印度公司走向灭亡的不是贪婪的英国大臣，而是东印度公司经理人和股东的贪婪和权力欲望。罗伯特·克莱芙爵士的领导下，东印度公司打赢了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东印度公司由此得到了孟加拉的统治权，自然也获得了孟加拉税收征管的权利，但东印度公司随之将自己进一步卷入对政府事务的管理工作之中。虽然作为一家商业组织，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和远东的业务开展得红红火火，但东印度公司最主要的角色是印度的统治人——在印度，东印度公司最关注不是商业利润而是税收情况。为此，东印度公司用税收清单代替了帐薄，军火库代替了仓库。1800年，东印度公司已经偏离了自己的商业运作的目的，C.N.帕金斯对此进行了评价：“东印度公司怎样控制印度？答案是自己组建政府。东印度公司的目标是什么？答案是收税。东印度公司如何达到自己的目标？答案是使用军队。东印度公司的雇员是些什么人？答案是绝大部分是军人，其余的都是公务员。”
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不断地掌控政府事务，这让数量众多的英国批评人士极其不满：一个已经享有垄断经营权当公司怎么还有权在印度收税？一个商业组织怎么可以统治人口九千万，面积七千万英亩（二十四万三千平方公里）的印度？一个商业组织怎么可以在印度发行自己的货币？一个商业组织怎么可以拥有一支人数最多时达到二十万的军队？以及东印度公司在1880年所作的其他种种事情。亚当·史密斯谴责东印度公司是一个满身血污的垄断企业：东印度公司让人讨厌，对英国毫无好处，并且对孟加拉大屠杀负有直接责任。在1770年，孟加拉爆发饥荒，这场饥荒饿死了孟加拉的三分之一的人口，降低了孟加拉的生产能力，东印度公司也因此遭受严重亏损，不得不向英国政府寻求破产保护；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反对东印度公司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英国政府对东印度公司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一方是因为英国政府不愿意出手援助东印度公司，另一方面是反对的东印度公司统治印度的人太多了。对东印度公司的监管导致了英国政府对东印度公司的直接管理，直接管理有导致了英国政府对东印度公司采取国有化改制的结果——1784年，英国政府在东印度公司成立了监事会，对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决策进行指导；1813年，英国政府收回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垄断经营权；1833年，英国政府收回了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垄断权利，并在同年禁止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进行贸易活动；1858年，印度爆发的兵变印证了英国批评人士对东印度公司的指责，英国政府接管了印度的统治权；1862年，东印度公司设在伦敦总部的房子（“东印度住宅”）被拆除；1873年，东印度公司进行了最后一次分红；1874年，东印度公司被正式结束。东印度公司这家被英国政府设立的公司，最终也被英国政府结束掉。
危险的联系
就在东印度公司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人们也将东印度公司视为一个历史奇迹，一名评论员在1858年如此评价道：“世界上找不出一家能与东印度公司媲美的经济组织了。”这样的吹捧，是人们从未见过的。现在，与东印度公司类似的国有控股企业不断出现，东印度公司现在从一个历史事件变成为了一个学术界研究课题。
东印度公司的历史说明，自由贸易主义者对国家控股垄断公司保持健康成长的能力过于悲观。东印度公司生存的时间比任何私有企业都长，这是因为东印度公司能够从两方面获得支持：在经济环境好的时候，通过贸易来赚钱；在经济环境差的时候，向政府寻求帮助。东印度公司还向人们展示了其可以在得到政府支持的同时保持企业的创新能力。
但东印度公司的历史也表明重商主义者关于国家控股企业避免被卷入管理政府事务的能力方面过于乐观。管理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一再强调自己是商人，没有统治印度目的，他们管理印度的政府事务是不得已而为之。虽然他们这样说，当其他的英国国有控股企业试图进入印度开展业务，或者他们发现印度的地方统治者是能力不行或者试图反抗，他们将索性以进行商业活动的名义直接对印度进行管理。
从香港股市（最近被的几个大庄家搞得一塌糊涂）到最不稳定的苏丹（除了中国企业外，没有企业敢进入该地区了），中国国有控股企业都能搞点事情出来，这与东印度公司的做法如出一辙。这些中国国有控股企业声称他们只是在做生意，但他们与中国政府没有多少联系。东印度公司的历史表明他们的这种做法行不通。
本文来源：网易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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