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上一次遭遇经济不景气时,曾有过关于民主的抗争,但被王储们的武力所镇压。在30年代,城市的商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当时的至高权力统治者赛德·本·马克图·艾尔马克图王储,他们要求掌握国家的财政权。这个做法只持续了短短数年,就被得到英国鼎力相助的王储扼杀了。
现今情况又如何呢?穆罕默德亲王把迪拜变成了一座借贷之都,一个完全建立在债务上的城市。迪拜的负债额占其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107%。如果不是石油丰富的邻邦阿布扎比为其买单,迪拜的泡沫经济早就破灭了。穆罕默德表示,迪拜经济现状将让统治者进一步扼制自由。“现在阿布扎比有发言权了——他们可比迪拜更加保守、更多限制。迪拜的自由一日不如一日。”新的媒体法律已经起草出来,禁止新闻界报告任何可能“损害”迪拜或“其经济”的负面新闻。是不是为了不让迪拜的经济看起来不景气,各种报纸才纷纷赠送有关“令人鼓舞的经济指标”的精美副刊?
迪拜人常常把伊斯兰主义看成地平线某处可见的威胁,如果迪拜人的建议没有被采纳的话,伊斯兰主义的威胁就肯定会加剧。现在,迪拜的所有阿訇都是由政府任命的,所有布道都被严格控制,以保持其立场是温和的。但穆罕默德忧心忡忡地说:“我们这里现在没有伊斯兰主义,但我想,如果你控制人民,不给他们表示愤怒的渠道,伊斯兰主义就会抬头。任何时候都不让开口的人民一旦行动,只能一发不可收拾。 “
当天晚些时候,在另一个连锁大企业前,我见到了另一个持不同政见者:阿联酋大学政治学教授阿卜杜卡勒·阿卜杜拉。他愤怒的焦点不是政治改革,而是迪拜人身份的日益凋敝。他在迪拜人中很有名,是一个少见的,直言不讳表达迪拜人愤怒的领头人物。他沉痛地说:“迪拜断裂了。和我50年前出生的那个城市比,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
他看着周围光洁的地面和走来走去的西方游客,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哪怕在我们最荒诞不经的梦里,也是不曾出现过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能如此成功,成为时尚引领者,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效仿对象。迪拜人对自己的城市充满了自豪,这完全无可厚非,然而…… ”他摇着头,“在我们心中,我们担心我们建立了一个现代都市,但我们正把迪拜拱手让给外国人。”
阿卜杜卡勒说,他这一辈的每个迪拜人都生在“心理创伤”里。他们的心分为两半——“骄傲与担忧各占一半。”他话音刚落,一个微笑的女招待走了过来,问我们想喝些什么。他点了一个可乐。
6、迪拜的骄傲
在迪拜,的确有一群人由衷地赞叹突如其来的自由和解放,不过他们是政府最不想解放的那群人:同性恋者。
在一家著名的国际大酒店的地下,我小心向下探着路,侧身进入了大概是沙特阿拉伯半岛唯一的一家同性恋俱乐部。我仿佛置身于身穿背心、满是露着发达二头肌的人组成的联合国,他们配着凯莉的音乐跳着舞,吃着摇头丸,一起寻欢作乐,就象在伦敦以夜总会闻名的索霍地区。“迪拜是对于穆斯林世界的同性恋者来说,是最好的地方!”一个25岁,留着鸡冠头的迪拜男子这么说。他的手臂挽着他31岁的“丈夫”。“我们活着。我们能相遇。这可比大多数阿拉伯同性恋者都强。”
在迪拜,同性恋是非法的,可判10年监禁。但民间同性恋俱乐部的最新地点在网络上流通,男人们蜂拥而至,似乎并不把警察放在心上。“他们可能会突袭某个俱乐部,但他们只会驱散我们,”其中一个说,“警察还有别的事要做。”
在每个大城市,同性恋者都能找到渠道以联系其他的同性恋。但迪拜已成为该区域同性恋者的信息交换所,在这里他们可以活得相对安全。萨利赫是沙特阿拉伯军队里的一个士兵,他精精瘦瘦,来这里听“寒冷表演”乐队的音乐会。他告诉我,迪拜对同性恋者来说“太棒了”:“在沙特阿拉伯,年轻男人很难成为异性恋者。妇女都被藏了起来,所以每个人都有同性恋行为。但是,他们只想和15岁到21岁之间的男孩发生性关系的。我27岁了,太老了。我要找到真正的同性恋,所以这是最好的地方。所有阿拉伯同性恋者都希望生活在迪拜。”
说完这些,萨利赫跳着舞穿过了舞池,迎向一个有着硕大二头肌和满面笑容的荷兰男子。
7、生活方式
所有的旅游指南都称迪拜为“大熔炉”,但是,我走遍迪拜的大街小巷,却发现这里的不同民族就缩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变成一幅本民族的讽刺画。有一天晚上,我走在这个充满乡愁的城市的中心,购物广场和务工者营地使我疲惫不已,于是我去了“双层巴士“酒吧,这是住在迪拜的英国人的聚会场所。在入口处有一个红色的电话亭,和伦敦的巴士站标志。木制的内部装修,五颜六色闪烁的灯光和震耳欲聋的甜腻歌曲让这里看起来像一个印度殖民地时期俱乐部和八十年代校园迪斯科舞厅的杂糅品,我进去的时候,一个穿短裙的女孩从里面跌了出来,摔了个仰面朝天。一个人戴着海盗帽的男子帮她站了起来,他的啤酒瓶滑落在地,发出烂醉者的傻笑。
我先跟两个60多岁、因暴晒过度而看起来干巴巴的妇女聊了起来,她们从中午起就喝得有三分醉意。“你待在这里是为了这的生活方式,”她们说,她们让我坐下,然后又点了些酒。所有的外国人都在谈论迪拜的生活方式,但是当你问什么是迪拜的生活方式时,他们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安·沃珂试着总结了一下:“在这里,你每天晚上都出去找乐。在国内你从来不这样做。在迪拜,你什么时候都在结识人,这可真棒!你有大把的空闲时间。你有女佣和其他劳工,所以你不用做那些杂事,你就参加聚会。”
她们在迪拜待了20多年,他们很乐意向我地解释迪拜是怎么运作的。“我们这有等级制度,是不是?”安说。“最上面是阿联酋人,然后要我说就是英国和其他西方人。然后我想是菲律宾人,因为他们比印度人多一点脑子。之后在最下面的就是印度人和所有的其他人”
不过,她们承认,他们“从没有”和阿联酋人说过话。从来没有吗?“没有,他们不和别人掺和。”然而,迪拜也有让她们失望的地方。朱利丝·泰勒告诉我:“如果你在这出了交通事故,那就倒大霉了。我们认识的一个英国妇女撞了一个印度家伙,她被关了四天!如果你的呼吸里查出有丝毫酒精,那么所有的错都在你。这些印度人故意向车头撞上去,这样他们家里就能得到一大笔钱——你知道的,就是赔偿费。但警察只找我们的不是。那个倒霉的女人。”
一个24岁,名为汉娜·宝洁的英国女子暂时离开舞池,来和我说话。“我喜欢阳光和海滩!到这里来真好!”她说。有什么不好吗?“哦!有呀!”她说。啊!我暗松了口气,她们中间可算有个人注意到了。“那些银行!如果你想转账,必须发传真给他们。你不能上网转账。”还有别的事吗?她费劲地想了想。“这的交通不是很好。”
当我问这些在迪拜的英国人住在一个不民主的地区有什么感受时,他们的反应总是一样的。他们先是看起来很困惑,然后就面露忿色。“这是阿拉伯的方式!”一个来自埃塞克斯的男孩高声回答我,他一边试图把一对搞笑的鹿角戴在头顶上,一边往他躺在地上的、面部扭曲着的朋友的嘴里灌啤酒。
后来,在一个酒店的酒吧里,我和一个在化妆品业工作、和其他外国人格格不入的美国人聊了起来,她正急于摆脱这些人。她说:“所有这些人都是无法在自己的国家取得成就的人,他们穷途末路辗转至此。一夜之间,他们就暴发了,被提升到他们力所不及的职位,他们到处炫耀自己有多了不起。我从没在世界其他地方见过这么多的占据高位的无能之辈。”她补充说:“这是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有个给我工作的菲律宾女孩,她干着和欧洲女孩同样的工作,却只拿她们四分之一的工资。埋头苦干的人所获无几,而这些不称职的管理人员却给自己开每月四万英镑的工资。”
除了这个美国人以外,有一个主题把所有我与之交谈的外国人联系在了一起:这就是他们很高兴有人替他们做家务,在自己的国家里这些家务会充斥他们的整个生活。每个人似乎都有一个女佣。这些女佣本来大多是菲律宾人,但随着经济衰退,菲律宾女佣被认为是太贵了,因此,一个勤快的埃塞俄比亚女佣成为最时尚的点缀。
一旦你雇了一个女佣,你就对她拥有绝对的权力,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你拿走她的护照——每个人都这么做,你决定什么时候付她工钱,什么时候她能休息——如果她能的话,你还决定她能和谁谈话。她不会说阿拉伯语,她无法逃走。
在一家汉堡王餐厅,一名菲律宾女孩告诉我,在迪拜的购物广场闲逛对她而言简直是“可怕”因为菲律宾女佣和保姆常常会从她们的雇主家偷偷溜出来向她求助。“她们对我说‘求求你了,我被当成犯人,他们不许我打电话回家,他们让我一周七天所有醒着的时间里都要工作。’一开始,我会说——天呀!我得告诉领事馆,你住在哪?可她们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地址,领事馆也不感兴趣。我现在回避免她们。我一直在想着一个女人,她告诉我她在四年里没有吃任何水果。她们认为我有权力,因为我可以一个人到处走动,但我无能为力。”
迪拜唯一一个接待妇女的旅馆——一个即将易手的肮脏的私人别墅——住满了逃跑的女佣。梅拉·曼塔瑞是一个25岁的埃塞俄比亚妇女,挂着嘴角下垂哭似的笑,她讲述了她的遭遇——几千妇女有同样的遭遇。一个职业机构许诺她一个沙漠里的天堂,于是她离开了家中四岁的女儿,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前往迪拜赚钱。“但他们只付给我他们承诺的一半。我被安置在一个澳大利亚人的家庭——有4个孩子——太太要我每天从早上6点感到第二天凌晨1点,没有休息天。我很疲惫,求他们让我休息,但他们只是对我连喉带嚷:‘你到这里是来工作,不是来睡觉!’直到有一天,我实在动不了了。女主人打了我。她用她的拳头打我,还踢我。我的耳朵现在还在作痛。他们不付我工资,他们说两年期满才付我钱。我能怎么办?我在这举目无亲,我吓坏了。”
有一天,梅拉又被打了,她跑到了街上,用蹩脚的英文问怎么能找到埃塞俄比亚领事馆。她走了整整两天,才找到埃塞俄比亚领事馆,但被告之她得从女主人那拿回她的护照。“可是,我怎么能拿得回呢?”她问到。她在这个旅馆已经住了六个月。她和她女儿通了两次电话。“我失去了我的国家,我的女儿,我失去了一切!”她说。
她说这些的时候,我想起我在双层巴士听到的一句。我问一个名叫赫敏·弗雷灵的英国女人迪拜最好的是什么。“噢,仆人们”她兴奋之极,“你什么都不做。他们包揽所有的活!”